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
【内容摘要】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等一组批判文章，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本文在已有的质疑、批评的基础上，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关键词】两个估计；真实内容；“版本”归属。
【作者简介】沈登苗，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一书。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年第12期，同时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署名该报记者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以下简称《炮制》，下文同时渉及两文时称此文为《批判稿》）。《批判稿》揭开了批判“两个估计”的序幕，以后数十篇批判“两个估计”的专论和上百篇涉及“两个估计”的文章，它们的主要材料和观点，皆出于此。
《批判稿》首先提出，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及其会议纪要（推知，以下简称《纪要》）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了所谓的“两个估计”，旨在造成“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的“私货”之事实。《批判稿》提炼的“两个估计”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笔者梳理史料后发现，“全教会”及其会议《纪要》，始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注。迟群“挂帅”是毛泽东指定的，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是受周恩来委托的。二号字体的会议简报每期必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通读过《纪要》讨论稿全文。《纪要》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毛泽东圈阅。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说“私货”讲不过去。更要澄清的是，《批判稿》归纳的“两个估计”的内容，与《纪要》有较大的出入，此“估计”非完全是彼“估计”。故本文拟从史料的角度，对会议的经过和内容做一陈述和澄清，分析《纪要》出台的历史背景和话语归属，讨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谢静宜之间的谈话；肯定《批判稿》在拨乱反正中的巨大作用，同时指出其史料运用不谨和文风粗暴的不足。希望本文有助于对“两个估计”的是是非非做出判断，并警醒我们吸取历史教训。
一、“全教会”及《纪要》产生的经过
《批判稿》没有对“全教会”的产生做必要的介绍，《纪要》则连提也不提。此后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也大都语焉不详。
现主要根据当时周总理的联络员、“全教会”会议领导小组主持人、后出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回忆录，对“全教会”召开和会议《纪要》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陈述如下：继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发出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原文误记1971年第1期），发表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内载有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以及毛泽东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等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71年2月14日，国务院起草了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通知，周恩来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发”。4月12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刘西尧、迟群于前一天提交的会议具体开法与领导问题的请示，并指定李四光（会议召开当日生病，第二天逝世）任领导小组组长，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等任副组长。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各一人参与领导小组。
会议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了各省和军队主管教育的领导，还有198所高校的代表，共631人。
由于会议实际由毛泽东指定迟群负责，故“全教会”纪要由迟群主持起草，经过18次讨论、修改。根据当时政治局分工，周恩来委托分管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7月2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天，有15页的《纪要》油印本在内部发放。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国1。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谢静宜打过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招呼（详后）。又据披露，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认为是上面提到的同一会议）的《纪要》讨论稿，没有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即《七·三0指示》的内容，是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把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和《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都写进‘纪要’”2。这说明，周恩来应该通读过《纪要》讨论稿全文，而且也认可了当时的教育革命3，即办大学的形式。
由此可见，“全教会”和《纪要》始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注。也正如李钢所说，毛泽东对此会“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便于毛泽东阅读，会议简报是用二号字体印刷的，每期皆报送毛泽东” 4。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批判“四人帮 ”初期，人们仍盛赞“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
故《纪要》及其“两个估计”是怎样产生的，人们不难分辨吧！
二、“两个估计”的由来、真实内容及《批判稿》的文风
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批判稿》发表后，“两个估计”作为一个概括语，已广为人知，相关文章数以百计。可“两个估计”的最初出处，恐怕今天还没有弄明白。根据《批判稿》的理解，“两个估计”应出自《纪要》。可一万余字的《纪要》原文，是没有“估计”一词的。据刘西尧的回忆，至迟在“全教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与谢静宜谈话时，已有“两个估计”一词。并指出，谈话内容既有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招呼，又有毛泽东“讲了肯定‘两个估计’的话”。但刘西尧没有提供“两个估计”的具体内容6。这说明，在《纪要》形成前，已有“两个估计”一说。换句话说，“两个估计”的原始出处和最初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笔者粗略地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发现1966—1976年期间的文献，较早出现“两个估计”一词的文章，是秦怀文1974年1月5日发表的《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文。秦文归纳的“两个估计”是：“解放后17年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两个估计’，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对17年教育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知识分子在路线斗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所以开进学校的重要依据；是指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认这‘两个估计’，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7这个归纳，不仅是本人所见唯一保持了《纪要》原汁原味的“两个估计”，而且就“两个估计”出台的依据、与“文革”首先向文教开刀的因果，以及“两个估计”的作用，在当时的背景下，阐述堪称精当。
为便利讨论，笔者认为，“两个估计”中的第一个估计，可简称为“资产阶级专政论”；第二个估计，可简称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论”。
从秦文发表至《批判稿》出现前，本人所见的十来处“两个估计”中，第一个估计都基本一致，第二个估计却无一不走样。那么，《批判稿》中“两个估计”的内容怎样呢？
《炮制》8云：“‘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胡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战》还在“资产阶级专政论”后，加了一个“黑线专政”，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论”后，加了一个“臭老九”。
现笔者按先后顺序，对上述的“两个估计”，与《纪要》原文进行逐条逐句的比校。
（一）“资产阶级专政论”
1.“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与原文同。
2.“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与原文同。
3. “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条原文是：“文革”前17年，“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9笔者理解，原文是对所谓把持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控诉，而可否直接说成是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尚可商榷。
（二）“资产阶级世界观论”
1.“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此条原文是：“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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