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秘密战中的王石坚案件

　　

　　

　　 （一）

　　

　　 中南海。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讨论、研究某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人？他的问题，居然会惊动党中央高层。

　　

　　 此人名曰王石坚，1949年前，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后来在台湾去世前的政治面貌，却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所”的少将副所长。

　　

　　 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却附于一人。因而，对王石坚的盖棺论定，便蒙上了一些历史的悬疑。

　　

　　 事情的原委，是从北平的那个秋天开始。

　　

　　 1947年9月底，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侦破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并由此进行了一连串的大搜捕，致使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西安、北平、兰州、承德与沈阳这几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及电台，均被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入狱，还牵连123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中共党员谢士炎等五位在国军内部的潜伏者，则不幸由此遇难，壮烈牺牲。

　　

　　 这是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工作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幕。

　　

　　 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并视为重犯，关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因为有英勇斗争的经历，王石坚被委以重任。1940年夏，他被派往西安，先后受时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王石坚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从1940年夏到1947年秋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现在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当时即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

　　

　　 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报工作“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予以褒奖，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二）

　　

　　 灾难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1947年9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北平稽查处电讯侦测室的特工，侦听到了一个没有在国民党电讯机关登记的新信号，并很快判断：这是在北平市内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行动，出动侦测车，测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狡猾的保密局特工又利用一个惯盗段云鹏，以做贼的方式，一家一家去窥察。几天后，飞贼段云鹏报告：目标在京兆东街24号。

　　

　　 9月24日凌晨，刚刚向延安发报完毕的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网电台，台长李政宣与报务员孟良玉，以及二名译电员，即被冲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被从屋内搜出了大量未销毁的电报底稿。

　　

　　 李政宣电台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而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因此，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所以，电台的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的纪律的。但是，因为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加上这个电台的发报任务非常多，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这样，往往每次发电时间都很长（最长时居然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因此，明明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

　　

　　 可见，李政宣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

　　

　　 电台出事后，这些电报底稿，便不幸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线索。

　　

　　 李政宣曾在国民党东北军电台任职多年，是一位电讯方面的人才，通过已是中共党员的弟弟李玉甫，在西安时被中共情报机构吸收。1946年初与来自延安的孟良玉一道，被派到北平，专门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其上级，便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

　　

　　 李政宣被捕后，便叛变了，向国民党特务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

　　

　　 一场大搜捕开始后，北平电台的地下情报人员全部被捕。之中，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职的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

　　

　　 由于孟良玉的叛变，沈阳的情报小组也遭到破坏。

　　

　　 这个情报小组，是1946年春，由王石坚精心组建的。成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从北平赶到沈阳，抓捕了沈阳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当时，王石坚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月28日，即距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北平情报站现在情况如何？

　　

　　 由于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李政宣电台，在西安的王石坚，便无法判断北平的情况。

　　

　　 当时，王石坚必然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转移。因为，既然是北平来的特务抓人，就不能排除北平情报站出了问题。但是，要一下子贸然放弃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并卓有成效的情报网，暴露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转移离开西安就必然是这个后果），看来他实在是很舍不得。何况，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中，有时不得不冒一下险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也许是在权衡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火，已烧到了门口，却仍希望不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月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接着，10月2日、10月6日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并请示如何处置。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月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至此，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

　　

　　 （三）

　　

　　 王石坚被捕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据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2000年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还在自白书中向国民党特务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 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这就意味着，王石坚成了一个叛徒。

　　

　　 王珺先生所说情况，有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王石坚所写自白书原件为证。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

　　

　　 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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