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读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简历

　　１８９７年生于江西萍乡县上粟市（北乡）。

　　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

　　１９２０年参与筹备共产党；１９２１年参加党的“一大”，任大会主席，是一大三位中央委员之一。

　　１９２３年因反对中国党员参加国民党，在党的“三大”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５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因南昌起义失败，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１９２８年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初回国，任中国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１９３７后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

　　１９３８年擅自离开延安赴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后隐居香港。

　　１９６８年移居加拿大，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是中国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在工人运动、军队建设都有重要建树。由于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由于他于１９３８年叛党，所以他一直被视为“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１）张的《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是国内流传较广的“反面人物”的回忆录，１９８１年就内部印行过，后来又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说明它的真实性是受到一定重视的。

　　

　　１ 共产国际和苏联

　　

　　１９２１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代表威金斯基受命来华推动共产党的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

　　

　　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第一册页１１９─１２０）

　　

　　当时的中国，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

　　

　　这样，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人，实际上有三种，一是苏俄政府驻华（北京政府）外交人员；二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国民党（广州）的代表；三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上海）的代表。与中国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后两种人，由于身分不同，他们之间观点也就不尽相同。由于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

　　

　　比如，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８月任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一方面奉了第三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领袖联络”。“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２）所以尽管中国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不少，但马林仍以共产国际的命令而在党的三大上予以通过。

　　

　　大革命时期对国共两党影响很大的鲍罗庭是苏俄党和政府驻广州（即国民党）的代表，时间是１９２３年９月到１９２７年。由于他的能量，能够强烈影响北伐前的广东区委和北伐后的集中于武汉的中国主要领导，因此扮演了中国导师的角色。他要执行苏联党和政府的使命，要中国无条件地维持国共合作。因此在促进国共合作上比谁的贡献都大，对大革命的失败责任也最大。

　　

　　２ 党内男女

　　

　　革命与性的关系应当是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１２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第一册页１３６）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万事开头难，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场却没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闹恋爱，女方的父亲找上门来。张介绍：“他的同志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第一册页１５５）张猜测，一方面由于周与那个富商家庭来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不满意党内同志对其恋爱采取过分严峻的态度，终至于革命热情消失，最后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员。

　　

　　如果说在向往革命的同时还追求性的满足是陈、周后来转向的契机之一的话，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拒绝性。郑超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叫《恋爱与革命》，叙写革命者的恋爱形态。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循蹈规矩的。一般来说，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１９２５年１月的“四大”，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常委会），时任彭述之秘书的郑超麟记得：“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３）同志间的恋爱也要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这是因为恋爱可能发生在党的领导人之间。１９２６年初，中国中央在蔡和森寓所开会。

　　

　　在会上，蔡和森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经过一度沉默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第二册页９２─９３）

　　

　　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男女关系，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这首先是由蔡、向、彭三人的地位所决定的。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但革命党的中枢在男女问题上闹纠纷，至少说明革命党也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在党内，彭述之有“孔夫子”之称，向警予的“老祖母”之称。共产党在男女私生活问题上究竟有什么规定和策略，是迄今仍未得到讨论的话题。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不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３ 两次转折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对内夺权而不是对外反抗，革命人物多以为通过内部革命转换政治制度，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第一册页２０８）

　　

　　但在１９２１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反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即开始的主要活动的目标确立了，这是党史上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转向。第一，只有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中国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只有反帝国主义才可能为全世界无产者所赞同，也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既然是反帝国主义，国共两党才有合作的前年，联合阵线才可能形成。抗战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也由此获得基础。

　　

　　１９２２年６月党的“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国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保ǖ谝徊嵋常玻埃梗┎还??岸?蟆必别是“二届二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作出国共合作的政策的，中国党内不赞成者居多，马林因此严厉批评了张。真正的转向是１９２３年“二 七”罢工失败以后。本来中国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在北方发动工人运动，“中国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第一册页２２１）“二 七”事件后，中国意识到在北方已难有作为，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再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实力基础向马林叫板。“二大路线”因此被真正认同，从此工作重心转向南方的上海、广州等地，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合作，莫斯科派驻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庭及中国广东区委的重要性开始突出。

　　

　　这一转向又暗含了第二次转折。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但国民党不感谢，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的清共，共产党被迫转向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由此建立了红军，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这一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

　　

　　第一次转向是社会革命向政治革命转折。共产党人要经历一次变化：“我的同志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东西。”（第一册页２１４）

　　

　　第二次是政治革命向武装夺权的转折，结果是推翻国民党单独掌权。

　　

　　４ 另立中央

　　

　　张在党史以分裂主义著名。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分裂。也许正因为见过了分裂，所以他才敢于在１９３５年另立中央，后来又悄然撤销，也许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在思想路线上，当时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的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的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４）共产国际真正看重的是第一阶段陈独秀等人则把重心放在第一阶段上。

　　

　　早期党的干部主要是“莫斯科派”，即１９２４年前后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彭述之、陈延年、赵世炎、尹宽、王若飞。但１９２５年四大以后，莫斯科派发生了分化。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共产党的组织除中国中央外，广东区委最为重要。广东区委的书记一度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另外还有谭平山、周恩来等，他们得到在广州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５）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每逢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６）他们认为中央只会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由于鲍罗廷的权威，广东的意见胜过上海中央（包括上海区委北方区委及其他各省）的意见，这是陈独秀后来被共产国际抛弃的前因之一。

　　

　　第二次是１９３１年四中全会上，何孟雄等老干部反对莫斯科回来的王明等人，会后在东方宾馆开会时被捕。“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第二册页４６０）发表反党言论另立中央。

　　

　　第三次是１９３５年张的另立中央。其实，张此前即有过类似行为。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张向瞿“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国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第二册页３５４）不久又向提出陈独秀这个建议：“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第二册页３６５）同年５月，因为共产国际已有纠正随便暴动的政策并邀张到莫斯科参加“六大”而作罢。

　　

　　５ 是“１９０５”还是“１９１７”

　　

　　１９２４年年底，中央就国共合作问题召开扩大会议，会后陈独秀告诉张：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重其事的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单世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单世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