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散文集

张贤亮，男，国家一级作家，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江苏盱眙县人，生于南京。曾被列为右派入狱，后平反。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故乡行--张贤亮
　　一
　　除了爱情，故乡也应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作者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素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把故乡作为背景，不论故乡山秀水美或穷山恶水，在作品中总是美丽的，使人留念的，而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却很懵懂，虽然在各种表格上的籍贯栏里，一直填的是“江苏盱眙”，可是“盱眙”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毫无印象。
　　到了成为一个所渭“公众人物”，我的籍贯被别人关注的时候，说来惭愧，故乡“江苏盱眙”对我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银川不用说了，重庆南京上海北京的街道我仍相当熟悉，当地年轻人不知的旧街我都能如数家珍。1985年到南京领一个文学奖项时，与友人李国文、邓友梅等获奖者由张弦带路去寻找我的“故居”。虽然街市铺面变化很大，但车到“狮子桥”我马上就能认出我的山生地。原先偌大的“梅溪山庄”改建成了一座电机厂，只有儿时曾在下玩耍的一棵梧桐树依然繁茂。同样，在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我家曾住过的街巷胡同，我都一一去看过．站在早巳面目全非的庭院或楼宇前，不禁有一种浪迹天涯，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情愫油然而牛。
　　其实，真正促使我去故乡盱眙的，是近年每逢旧俗的祭日给先人烧纸的习俗又悄然兴起。届时．夜间常能看到萤光爝火四处闪烁，有的人家竟把纸钱烧到人行道上，纸灰飞扬，在华灯异彩中扶摇而上，神秘且又热闹。烧纸的人们表情虔诚，有的嘴里念念有词，在移动电话盛行的时代，仿佛正用耳机与死去的先人通话。这景象令我惆怅而羡慕。因为我不知在哪里祭祀我的父母为好。我当然不相信纸钱能供给死去的父母在阴间消费，但人死后是不是有灵魂，魂魄又归何处?都不是可以轻易下断语的人生终极问题。作为人子，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孝．他们死后又抱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就算了的态度，于心何忍?
　　为了找个适当的地方纪念父母，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我以为最佳选择莫过自己填写的祖籍“江苏盱眙”了。上世纪80年代初，每到春节，盱眙县委曾把我当作在革命根据地战斗的老同志，给我发来过慰问信。由此我才知道祖籍原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刘少奇、陈毅都在那一带活动过。借此，我就与盱眙县同志联系，请他们帮助我打听张氏家族还有没有人在那里。果然，很快就接到来信，感谢老家的地方干部，他们不但调查到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找到了我祖坟所在地。
　　二
　　在与家乡政府干部书信往来时，盱眙县政府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龙虾节”。当时我很奇怪，盱眙在洪泽湖畔，并不临海，哪来的龙虾?那次因有其它事没有欣逢其盛．也没有把龙虾放在心上。而这次刚到南京，我告诉友人此行的目的，几乎每人都惊讶“你们盱眙的龙虾是出了名的呀!”据说南京城里大大小虚地却让我牵肠挂肚地非来不可，为什么?就因为那里面埋着的朽骨在血缘上在基同上与我还活着的肉体有牵连，不仅仅有心理上的还有物质上的了。站在上包似的祖坟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微微感到幸运的是：经过那么多政治性与生产开垦性的人类活动，这三个土包居然安然无恙，没被铲除。联想到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过“祖宗有德”的话，不禁凛然，好像冥冥中有人告诫我不可做坏事似的。想想人真是很奇异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大自然、对外太空知道得不少，而对人自身却了解得不多，所以一谈到“人”，不可避免就带有某种神秘性，可能这就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源吧。
　　在盱眙朋友和张氏后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将荒冢整修一新，并从河北订做了一块大理石碑立在前面。
　　我从坟关抓了一把上带了回来，仿佛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根虚线连接着我和这里的土地。同时，我也比过去安心了一些，好像我为父母做了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似的。
　　
　　　
　　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上海许多“老建筑”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电视画面上那些“老建筑”前排起长队，游人络绎不绝；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为了营业需要，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缅怀的往事。今天进出那些“老建筑”居然要买票，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词的开始竟是“粪车”！
　∩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祖茔好像是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较高而平坦。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吁眙县的高祖母和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有“劈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著名小说《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的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定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活，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的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他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神灵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的人类，对繁衍后代的关心（生殖崇拜），可能很大程度并不在于财产的继承，也不在于部族家族祠堂所谓的香火的延续，因为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更没有出现包含宗族家族的奴隶制文化，远古时人们主要想的，就是使个体灵魂得到永生，即我们现在赠给死者的词：“永垂不朽”。
　　于是，我想，人不可能没有宗教情结。唯心主义干脆就公开宣称这样那样的宗教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宗教自居，但最终也可能变相地成为这样那样的宗教。号称唯物主义者的理性知识如转为崇拜与信仰，其失去理智的狂热程度，比唯心主义的宗教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一连串历史事实证明，不用再遮遮掩掩地否认的。所幸的是，历史命定的循环反复，好像逐渐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大哲学派别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或者换种说法，是人们逐渐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统治，开始承认唯心中有唯物的因素或唯物中有唯心的因素了。人类已经制造了一种仪器将它送上太空，寻找一种叫“反物质”的东西，其意义在哲学上将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影响。再譬如，人们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也已发现，人在临死亡那一刹那，躯体竟会猛然减轻少许重量。那么，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躯体所有物质的部分都处于精密仪器的严密监视下，证明物质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一口气体，并没有丝毫减少，而生死之间竟然会有一种有分量的东西逸出躯体！于是，令人不能不怀疑到虚无飘渺的灵魂真的是具有“质”的某种“物”了。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

　　发疯的钢琴
　　《中篇小说选刊》来信通知我，福建海峡出版社已将我的作品列入“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出版计划。除了要我“一张光面纸四寸个人半身照”之外，还要我数张“代表个人生活简历和文学活动的照片”。趁这个机会，我将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献了出来。这张照片就是读者看到的我年轻的母亲抱着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1984年春天，我因《绿化树》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前往南京参加发奖会，和国文、骥才、友梅，在主人石言与张弦的陪伴下，去看了一趟这所祖宅。三十二年归故园，祖宅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工厂。过去的记忆犹在，眼前的景物全非。即使记忆也是不准确的，原来印象中一直是粗可合抱的一株皂角树，现在看来，只不过水桶般的直径而已。
　　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大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做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1967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年8月15日

　　随风而去
　　现在当成经典电影的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是根据一本中文译为《飘》的美国小说改编的。我也不去查那英文原名了，只说这部影片是我大约十岁时跟父母在重庆看的，在电影院，我父亲对母亲用英语说了它的原名，解释道：“它的意思是‘随风而去’。”不知为何，“随风而去”四个字从此深深印入我脑中，直至今天，直到将来，随我一生。
　　今年是我见我母亲最后一面的三十周年。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到农场就业，世道很乱，也不知向谁请假，自己偷跑回北京看望母亲。母子俩相见泪洒衣襟，但还没互相叙述完离别十年中各自的遭遇感慨，没几天，说是西单商场发生了爆炸，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走，又押送回宁夏。第二年我母亲便在孤独中去世，尸骨无存。所以今年的清明节我按民间风俗备了些纸钱到我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的城墙上祭奠父母，因为华夏西部影视城展厅里有我母亲的照片。我虽不迷信，但可表达心意，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的意思。
　　城墙上夜风强劲，人都站不稳，而燃烧的纸却不散，圆圆地聚成一堆。第二天，我又上去看，却只留下一团黑迹，灰烬已随风而去了。烧的时候，冥冥中我母亲仿佛对我有所告诫：到我这岁数，做人要成熟一点了。当时我心中就决定：关闭在华夏西部影视城大展厅里陈列我文学活动的所谓“张贤亮的世界”的小展厅。回来后，一夜未眠，反省自己从1979年复出，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成绩不小，毛病不少”，于是主动写了一份检查。恰恰第二天《中华英才》杂志的记者蒋先生来采访，我就将检查给他看，说你要写我最好写我的“毛病”。“自我检查”一词现在已很生疏了，尤其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逼迫下，我这种行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有病”。蒋先生倒很理解，说这毛病其实是社会的流行病，未必为你一人所患。我说，到我这个年龄，到我这种已再追求名利地位的份儿上，自己对自己严格一些何尝不可？人生在世，何必把是非分得那么清？我要张狂我便张狂，我要忏悔我便忏悔，张狂了再忏悔，忏悔了再张狂，一切随心所欲，最后，一切又都会随风而去。
　　成绩也好，毛病也罢，不都会随风而去吗？流芳百世，默默无闻，遗臭万年，碌碌无为，我的祖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自己，我的子孙，所有不同种类的人同消失于风中。随手拿起张报纸，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大文学家发现，火星和金星上好像曾有过生物，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