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毕业论文范文
【篇一：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
[摘要]服务业发展可以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众说纷纭。文章在考察发达国家与地区服务业发展战略后，反思辽宁的资源禀赋，按照资源获取一战略模式选择一战略实施侧重点一一战略实施保障的逻辑顺序展开对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关键词]服务业；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资源配置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蓝图需要在体察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勾画。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的产业结构类型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通过各国（地区）服务业产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数据对比可知，我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任重而道远。而辽宁省服务业发展水平更是低于全国发展的平均水平。
尽管图-1中国家与区域横向对比的数字表明，辽宁省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纵向的历史统计数据却表明辽宁省服务发展的势头强劲：2007年底辽宁省GDP达1.102万亿元，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33.4亿元，年均增长5.7％；第二产业增加值5853.1亿元，年均增长9.6％；第三产业增加值4037亿元，年均增长12.2％。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有潜力成为三产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辽宁服务业发展滞后却颇具潜力。这种判断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工、农产业率先发展会对服务业有较强的拉动与支撑作用；二是通过向发达经济体借鉴发展经验可以减少发展中支付的学习成本，因而具有后发优势。考察国内发达省份的服务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服务业的持续增长趋势得以保持并非轻而易举。例如，上海是我国服务业率先发展的区域，然而据张明海（2007）的观察，自1990年以来上海在服务业中的同定资产投资力度一直较大，约占全部投资的2／3、但是，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直到2000年才勉强超过50％，在以后的年份中还有反复。由此看来，辽宁若要实现服务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还需要合理布局，精心筹划。
二、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的环顾
目前，国内关于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按四条主线展开：一是服务业发展战略模式的研究；二是服务业持续发展的途径研究，三是服务业发展侧重点的研究，四是推动服务业发展对策的研究。
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率先发展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涉及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优先发展服务业构成对发展农业、工业的机会成本。因此，关于如何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顺序就需要慎重考虑。韦福祥（2005）考察各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发展历史后指出，服务业发展有三种模式：传统模式、捷径模式和孤岛模式。传统模式是将资源应用于满足农业与工业发展需求后投入相关服务业，典型的应用国家是美国和英国；捷径模式是跨越工业发展的漫长历程，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优先发展农、牧、渔业产品加工贸易，进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典型应用国家是荷兰、丹麦和冰岛；孤岛模式是区域自身并无坚实的工农业基础，但由于临近区域有发达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因此，利用区位优势和特色服务业取得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摩洛哥、塞浦路斯和中国澳门均是孤岛模式应用的典型。韦福祥（2005）认为，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也不可能整齐划一。上述三种模式在不同的区域中可以灵活应用。但这三种模式在省级区域中如何应用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于服务业持续发展途径的研究，考察我国各省、直辖市服务业发展规划可以触摸其脉络。一是各地区普遍加深了对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认识。这表现在对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区分；对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区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区分等。二是相当数量的省份加深了对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认识。例如，北京市服务业发展规划中提到“推动重点集聚区的快速协调发展，形成‘一核三带’的服务业空间布局”。浙江省提出“引导推进服务业布局向三大产业带集聚、向区域中心城市和产业集群集聚、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山西省提出“围绕‘一核一带四片’”的城镇空间格局，促进服务业的极化和网络化发展。省域服务发展规划设计了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空间布局。姚莉英（2006）则观察了现有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机理。归纳总结出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三种模式：原生型服务业集群、嵌入式服务业集群和外生型服务业集群。
关于区域服务业发展的侧重点，各地区在发展规划中普遍提到旅游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物流业和会展业等。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基础设施投入迅速增长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息息相关。
关于促进区域服务业发展的对策众说纷纭，其中具有共性特征的对策有：一是推动服务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张春光，2009）；二是在服务业中引人多元化投资主体；三是加强财税政策的倾斜力度；四是以外向型经济促进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等。
三、辽宁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反思
重新梳理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已有的相关文献，结合前文思考问题的主旨，反思辽宁服务业发展战略，笔者有如下发现。
（一）辽宁服务业发展中的资源获取
近年来，辽宁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投入的绝对数量尽管逐年不断增长，但相对数量有所下降。2005年之后辽宁服务业与工业在固定资产投入方面不分伯仲、平分秋色，体现出明显的老工业基地特征。
这说明辽宁日前在三次产业中的资源配置中工业型经济特征依然明显，离服务型经济尚有一段距离。从辽宁目前的三次产业的结构特点来看，辽宁总体实质上选择的是传统的服务发展战略模式。即在工、农业发展至一定基础之上，企业生产、人民生活产生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后，服务业作为三次产业中的“短板”，顺次发展起来，是配合一、二产业的被动增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辽宁省短期内不存在服务业超前的问题，从总量上可以加大对服务业的资源投入。
（二）辽宁省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
与依赖于能源、原材料与资本的工业产业集群不同。服务业产业集群更依重于技术和市场。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就更为显著。辽宁省由于历史上计划经济制度构建得较其他省份更为完善，由此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服务业市场化机制转变较为困难。由于政府及其下设的相关部门在服务业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科技人才也多集中在国有企业，原生型的服务业产业集群只会在市场需求量大、技术与资本含量低的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等产生。而咨询、研发、信息、金融、会展和文化创意等现代化服务业产业集群无法自发形成。因此，嵌入式服务业集群和外生型
服务业集群是今后辽宁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备选途径。所谓嵌入式服务集群是指本地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由政府引进外资服务业龙头企业，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集群发展模式。嵌入式集群发展模式对于与制造业联系紧密的科技研发、信息计算机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等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而且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也会与稳步发展的工业集群相得益彰。外生型服务业集群是在一定的区位条件下，利用特殊的优惠政策集结企业而成。辽宁省“五点一线”的城市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园区的建设方兴未艾，如若在招商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更多制度层面的基础设施，致力于减少服务业企业交易成本，外生型服务业集群模式也会得到成功的应用。
（三）辽宁服务业战略实施侧重点
经济发达区域服务业发展的经验虽然可以汲取，但辽宁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实施仍需立足于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条件展开。战略实施侧重点应遵循两项原则：一是发挥优势，使优势更为突出；二是克服劣势，弥补不足。只有“扬长”且不“避短”才能为服务业发展夯实基础，不致增长乏力。
辽宁服务业发展的优势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经济发达对服务业构成有力支撑。相对于其他地区，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为其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资源。着力推动产品研发、物流信息、法律咨询和人员培训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而且对辽宁工业的可持续增长大有裨益。二是人力资源充裕为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有利条件。由于经济转型、企业改制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等原因，辽宁传统服务业可因地制宜地吸纳足够数量的熟悉本地风土人情的员工，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餐饮和物流等企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三是较高的城市化率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为社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辽宁省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620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5％，而且以年均3.2％的速度，也就是年增2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除了依赖于政府加大对老年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外，发动社会力量，及时提供市场化的社区老年服务也是大势所趋。
辽宁省服务业发展的劣势也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化网络系统建设滞后。这一方面影响了企业的内联与外交，同时也降低了服务企业的竞争能力。即使是传统服务业，有现代化的网络平台也可以不同程度提高企业服务的效率与品质。二是服务业目前同质竞争多，服务品种单一，导致不正当竞争与重复投资，在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不利于产出效率的提高。三是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许多行业仍然处于事业单位、公益部门，市场化程度低。一方面是企业与居民的服务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阻碍了民间资本的介入，遏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辽宁服务业发展战略实施的保障
现有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促进各区域服务业发展壮大的对策，但缺乏实施主体的说明。笔者认为，服务业发展战略有效实施需要得到政府、社会和企业三重保障。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致力于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法制环境的完善；维护服务业市场公平公开竞争的市场秩序；搭建并逐步完善服务发展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服务业政策实施反馈与评价机制，及时反映服务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及时修正相应政策，完成对服务业引导、扶持与监控的职责。从社会层面来说，教育与媒体应致力于区域文化的推介。挖掘并弘扬区域特色的文化，让世界了解辽宁、认同辽宁、向往辽宁。为开放型经济扫除文化障碍，扩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从企业层面来说，应抓住产业政策倾斜与区域经济发展所赋予企业的难得的历史机遇，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努力向区域先进水平、国内先进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靠近，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组建或参与行业协会的方式，加强业内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交流，共同制订行业服务标准。加强企业自律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意识，区别市场定位，从而实现业内企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论
考察国内外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文献，反思辽宁省服务业发展战略，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一是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是服务业得以兴旺和发展的基础。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将资源投入服务业构成对工业、农业投入的机会成本。因此，区域服务业的发展战略需要协同农业、工业的发展共同来考虑。二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可以扩大服务业产业集群模式的选择范围。技术集聚、信息集聚和制度集聚替代传统的原材料集聚、市场集聚，丰富了服务业产业集群的类型。三是区域服务业发展战略的侧重点需要兼顾两面：既要立足于资源优势，又要关注发展中的瓶颈因素，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区域服务业战略的有效实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投入”，还需要政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软投入”。因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
【篇二：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
关于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专家们存在较大分歧。一些专家认为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LevineandZervos，1998；AtjeandJovanovic，1993）。另一些人认为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大，股市在风险分散或风险分担和提供流动性等方面的作用使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股市的发展可能不利于储蓄率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Harris，1997）。
对发达国家来讲，股市确实有助于解释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但对欠发达国家来说，它的股市规模有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常弱的。EugeneFama和JackClarkFrancis等提出了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说，将股市分为强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和弱式有效市场。认为在强式有效市场，投资者只需根据股票价格进行投资决策，资金资源便达到有效配置，且投资者信息成本趋于零（贝多广等，1995）。我国一些学者通过对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成因的分析，将股市效应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谭雅玲，1999）。
马克思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范围不断扩大，资金借贷市场和票据市场获得充分发展，使同一资本取得双重存在：一方面是由货币资本转化的企业厂房、机器、原材料等实物资本，另一方面是以货币资本观念转化为以股票证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从质的方面看，实物资本本身有价值，而虚拟资本本身无价值，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复本”。但从商品的二重属性看，实物产权运动和价值产权运动往往体现在股份企业的同一生产资本上，即取得双重存在——实物资本和虚拟资本。据此一些专家称，虚拟资本中的股票或债券，如果是私人或企业发行的，绝大部分都是生产性的（陈云贤，1997）①。关于股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观点不一，但在证券市场较发达的国家，股市已成为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的持续上升或下跌对经济的直接促进和抑制功能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日益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各主要股价指数，如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以下简称道指）、S&P500、Nasdaq指数等连创历史新高，长时间持续走强。持续攀升的美国股市，给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也对其他国家利用股市加速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另据所罗门美邦199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由于全球股市的急速上涨，上市公司市值出现大幅膨胀，并首次超过了全球总产值，微软市值一度创纪录超过6000亿美元。
以1999年12月22日收市时的报价计算，所罗门美邦全球成熟市场指数的成份股总市值已高达301800亿美元，而IMF公布的全球经济总产值为301000亿美元；在1997年底，全球股票总市值仅相当于总产值的64%（上述成份股包括全球所有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当前融资活动日趋证券化，全球股市规模扩大到超过全球总产值的背景下，显然已不能忽视股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股市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刺激消费增长，使投资乘数扩大
一般认为，一国长期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MPC）为常数，而短期内，MPC受可支配收入、利率、经济景气及股市景气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产生明显的变化。事实上，长期MPC也是变化的，如90年代初美国的MPC处于0.9-0.97之间，而40年代末50年代初处于0.8-0.9之间（斯蒂格利茨，1997）。90年代以来，美国失业率低，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升，特别是涨势如虹的股市带来的“财富效应”②，大大激发了美国社会的消费欲望，扩大了总需求，使得MPC增大，进而使美国经济中的乘数扩大。MiltonFriedman（1957）认为，消费者在某一时期的收入等于暂时性收入加持久性收入，在某一时期的消费等于暂时性消费加持久性消费。
其中，暂时消费与持久消费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率，与暂时收入也不一定存在比例，只有持久收入与持久消费之间存在着固定比率。如果说股票收入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暂时性收入，而今却有所变化。9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一直相对持续稳定地增长，1995年以来道指年均涨幅在24%以上，不但给投资者带来较为丰厚的红利，而且直接导致持股者的财富增加。这种良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鼓励了大众持股的积极性。美国48%的家庭或直接持股，或通过购买基金间接参与股市，使家庭财富中股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③。
受此影响，消费者心理上产生一种将股票收入由暂时性收入转为“持久性收入”的预期，对未来经济发展确定性预期因此而增加。其结果：一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攀升，如1999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由5月的137.7上升至12月的141.4；二是消费支出增加，MPC呈扩大趋势。有关资料显示，受股市景气的影响，90年代末的MPC在0.97-0.98之间。以此计算经济增长中的乘数，用简单的凯恩斯乘数1/（1-MPC）来衡量，约为30-50之间。当然，受税率、进出口变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乘数会略小些。专家估计，人们在股市中的财富每增加1美元，其消费就会增加4美分④。1998年美国GDP达86800亿美元，个人消费59300亿美元，占GDP的68.26%，该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约5.7%，是14年来的最高增幅，从而使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到85%。
1998年美国家庭股票财富增加了20%，达到了107700亿美元，1999年底达到约135000亿美元，从中派生的额外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同时，股市持续攀升使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增加，也乐于接受收入小于开支并需要运用积蓄或消费信贷补贴的情况，因而美国消费信贷猛增。到1998年底消费信贷增加到12992亿美元，约占个人收入的18.2%。1998年9月，美国的家庭储蓄率首次出现负数，为-0.2%，是1959年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原因是消费信贷的增加。美联储数据显示，该年9月份美国消费信贷激增84亿美元，折合年率为7.9%，实现了10个月的连续增长。1999年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进一步下降，7月已降到-1.4%。由此可见，股市膨胀使家庭股票财富增长，从中派生额外消费支出的增加；家庭消费信贷也受股市景气的影响而增加，这两方面通过扩大的乘数作用拉动经济增长，形成股市与经济互动的良性循环。据估计，自1994年以来，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均在1个百分点以上。设消费函数C=a+bY，a代表初始消费水平，b代表MPC，Y代表国民收入或总产量水平GNP（假设不考虑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出口与进口，GNP=消费+投资=消费+储蓄，下同）。
由于股市效应，原来的b变成（b+Δb），分析图1可得出收入、产量Y的相应变化。对凯恩斯的乘数模型的改进。C0为原MPC（b）决定的消费线，C1为股市效应下MPC改变后，（b+Δb）决定的消费线，以虚线表示，比原消费线更陡，即MPC扩大，投资乘数扩大，1/（1-b）<1/【1-（b+Δb）】。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增加投资I，原消费线C0改变成新的消费线C1，决定的产量GNP由原来的Q0移至Q1、设I为新增投资，C0+I，C1+I分别表示新增等量投资后的支出线，在横轴上（Q3—Q0）/I>（Q2—Q0）/I，增大的量为Q3—Q2、
三、股市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美国的私人储蓄率近年来持续下降（1995年除外），1998年只有0.6%，1999年已降为负数，为30年代以来的新低。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居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股市上涨⑤。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也一直居于较低水平，储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在传统的经典经济学中，投资I恒等于储蓄S。而现实的情况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并未引起投资规模的缩小，1992-1998年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持续增长，由5.7%猛升到11.4%（王洛林等，2000）；1991-1998年，美国总投资每年比上年的增长量为51亿、444亿、937亿、589亿、962亿、1082亿、410亿美元（见表3）；美国私人投资1998年较1992年增长了72%；美国向计算机产业的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市场中I≠S是事实，1992-1997年国民投资总额比储蓄总额平均多出1.433个百分点。
如果按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方案，将把购买软件的费用计为投资，则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还将进一步加大。原因何在？为什么低储蓄并未引起投资的减少？I>S对GDP又有什么影响？股市的持续景气，越来越多的私人可支配收入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证券市场，而不是用于储蓄。基金公司的良好业绩，使这部分资金所获得的收入，一部分提取留存作为积累，用于扩大经营规模，表现为企业储蓄的绝对量增加，另一部分作为红利派发。股市持续繁荣产生的高收益又进一步刺激了资本所有人的投资欲望，因而私人投资不断上升，私人储蓄率则不断下降。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实物经济迅猛发展，借助于股市运行机制，政府预算赤字在不断减少，1998年还出现700亿美元的盈余。据美国政府预测，1999年和2000年仍将保持盈余，分别为790亿美元和1170亿美元。
这意味政府储蓄部分在增加，也意味着总的国民储蓄率在上升。政府拥有雄厚资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亟需发展的瓶颈产业或产品供不应求的生产企业，使得资金运用效率提高，实现投资效用最大化。同时，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区的储蓄（美国从国外的借款）也部分成为美国的储蓄。美元的特殊地位和股市的持续景气，为国际资本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它们纷纷流入美国，以期获取美元汇率升值与股市上涨的双重收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流入美国的各种资本多达10000亿美元。因此，美国股市的景气，已将I=S这一等式扩展到了国际市场。
斯蒂格利茨（1997）将传统的经典恒等式I=S中的S分解为私人储蓄Sp、政府储蓄Sg和从国外的借款Sx，其总和即Sp+Sg+Sx=I。表4显示，外国净投资，已由1992年的505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2126亿美元。即使是Sp，一部分也已由私人通过购买各类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1997年，美国投资基金规模达40000亿美元，到1999年6月已达57000亿美元，成为首个投资基金资产超过银行资产的国家。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全社会储蓄总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占GDP的百分比平均在15%以上），居民储蓄率则处于低水平。I≠S，也即边际储蓄倾向不等于边际投资倾向，即MPS≠MPI。若I>S，MPI>MPS，假设投资曲线与储蓄曲线均为线性，由此引致通货膨胀缺口与资金缺口。可能的产出水平Y1>Y0，使得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如图2所示。B1点为I>S点，决定的产出为Y1，B0点为I=S点，决定的产出为Y0，显然有Y1>Y0、但是如果I持续大于S，于是产出水平持续扩张，导致通货膨胀的缺口出现，对应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即为总需求AD>总供给AS，虽然高消费、高投资导致需求增加，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过度的增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又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
如果IS，导致通货膨胀缺口与资金供给不足缺口，但就美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并未引起“缺口”出现，即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同时并存，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通胀水平、低失业率共处。开放经济条件下，不考虑政府部门，I>S的缺口引起的通货膨胀缺口由X-M<0来弥补，即经常项目赤字或者贸易逆差来弥补。事实上，美国长期持续巨额的国际贸易逆差弥补了通货膨胀缺口。自1980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据推算，1999年贸易逆差可能达到2250亿美元，大大超过1998年创纪录的1643亿美元。表5为1990年以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概况。由I>S引起的货币资金缺口由资本项目顺差或印钞来弥补。
此两种措施美国均可采用，他们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印钞弥补缺口，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并且获得巨额的“铸币税”。从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分析，表3、4均显示了其资本项目的顺差。到1996年底，外国投资人净购买美国债券总计达3736亿美元（不包括股票）。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7年，美国在海外持有的有价证券等对外资产为50000亿美元，拥有的对外净债务为13000亿美元；同时，外国政府和民间持有的美国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为63000亿美元，对美直接投资为16000亿美元，并拥有15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和价值860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1998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企业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总额达2280亿美元。股市的景气，MPC的扩大，储蓄规模的稳定和储蓄结构的变化，促进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使图1所示乘数作用发挥了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使美国经济呈现稳定高速增长的态势。
四、股市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三：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股市繁荣在宏观经济中引入三个稳定机制，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国经济失衡，通过对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要么表现为需求膨胀，引起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要么表现为需求不足，造成通货紧缩，从而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股市引入了三种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
其一，从货币总供给量上稳定总需求。尤其是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时，股市的发展能将所增加的货币量转化为证券投资，并以此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抑制了货币供应量与收入增加时产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二，把消费基金转化为投资，抑制了投资对货币发行的压力。
其三，将社会闲置财产向运营财产转移，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如果这些闲置财产是来源于消费领域，当转为运营财产之后，社会总的货币供给规模不变，却相应增加了投资领域的财产，从而达到抑制紧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对IS-LM模型的分析，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条件是：实物经济体系与货币经济体系相对称。在没有证券市场介入或少量介入运行时，货币体系运行是以银行信用为杆杠进行的。由于货币乘数的效应具有时滞性，且银行信用提供的仅是货币数量，无法满足实物经济体系迅速增长对货币供给在量上及结构上的需求，容易形成通货膨胀缺口或通货紧缩的缺口。然而证券市场的稳定机制，使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运作很好的填补了这种缺口。例如，当通货紧缩严重威胁经济运行时，经济系统产生货币饥渴，这时债券、股票等筹资工具的使用就可能充分吸纳闲置货币，在货币存量不变的条件下，进行货币使用的结构优化，化解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
2.股市通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化，从而使潜在的GNP扩大。股市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的股市能使内部人有积极性向外部人披露真实信息，并能充分利用市场的信息，有效地改进资源配置（张维迎，1998），促进经济增长。证券市场营造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资金向效益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流动，使实物经济的运行表现为资源流向与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产业。股市优化资源配置（以资本为例）表现在存量资源与增量资源两个方面。
股市对存量资本的优化配置：一是通过投资人对不同类型公司的投资决策的不同使资源流向发生变化，导致不同股票的市盈率（PE）的不同。如在当前的美国股市，传统的钢铁股的PE值为10倍左右，而高科技股票的平均PE值在60倍以上。二是通过股市中的收购兼并（重组）实现。
通过证券市场，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朝阳企业兼并改造夕阳企业，也包括为了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强强兼并。专家认为，因特网是推动此次兼并热潮的关键因素，股市、投资银行等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并购热潮也推动了股市的发展。股市对增量资源的超前性配置主要通过风险投资与Nasdaq市场实现。90年代美国每年首次公开发售股票（IPO）的投资为350—500亿美元，风险投资总额为100-150亿美元，通过IPO大约为4000家公司提供创业资金约2500亿美元。而整个欧洲在同期仅为几百家公司提供了资金，不到美国的10%。1999年美国新增风险资本达36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87%。
在Nasdaq市场，股市市值从1980年约900亿美元发展到1998年约26000亿美元，1999年的52000亿美元。1994-1998年，每年平均有近500家公司原始股在Nasdaq上市，其中1997年有507家，筹资200亿美元。1999年在该市场上仅新上市网络公司就达309家，创造了一个个网络奇迹，总体涨幅2倍多。这些新上市公司股票和风险投资，通过Nasdaq市场同高新企业的创办结合在一起，显示一种从开始即符合知识经济潮流的发展态势。股市对增量资源的超前性配置可从Nasdaq指数反映出来。近年来，Nasdaq指数持续攀升，1998年涨幅达39.6%，1999年涨幅达85.58%，远高于同期道指16.1%和25.25%的涨幅。
Nas-daq的良好表现为发展高科技提供筹资渠道，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对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资本项目的巨额顺差反映了增量资本的来源已扩展到全球。而美国股市持续攀升的势头对吸引全球增量资本功不可没。从美国市场看，目前外资约占美投资总额的25-30%。在此背景下，美国得以占用大量的国际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进行海外投资，开辟更多的利润来源。股市的繁荣也刺激了企业的投资欲望。企业在繁荣的证券市场能以更低的成本去融资，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或利用证券市场进行收购兼并，实现内涵式与外延式的双重扩张。而且，低成本筹资本身就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盈利水平相对提高，反过来促使证券市场进一步繁荣。原消费线C0在增加了投资I之后，平移到C0+I，交45°
线于A2，由此决定初始的潜在GNP，产量为Q2、股市持续繁荣改变MPC后，消费线C0改变为C1，增加投资I后，平移到C1+I，交45°线于A3，从而使GNP扩大到Q3，由此决定的GNP为引入股市效应后的初始潜在GNP。在增加股市资源配置功能后，C1+I向C*靠近，由此决定的产出为Q4，我们称之为动态的GNP。于是股市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Q4-Q2、这样，股市的持续繁荣，使资源优化配置，促使旧经济结构向新经济结构转移，使一国潜在的GNP扩大，从而淡化经济周期。正因为如此，9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没有经济周期”的“新经济”时代。
五、股市的负面效应
股市产生以后，它就和实物经济相辅相成。当股市和实物经济保持适度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时，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一旦股市远离正常运行轨道，便有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在前文中，我们已分析了股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起潜在GNP的移动，但是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超前性配置受科技因素制约，重大的技术进步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有时期性的。
如果以股市为代表的证券市场过度膨胀，导致总需求过度膨胀，而股市在一定时期内无法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潜在GNP的增长时，将引起供求缺口，从而所需产出远大于图3所示的Q4，与实物经济的差距愈来愈大，于是“泡沫经济”产生。从消费需求来看，股市不断攀升给居民造成“持久性收入”增加的心理预期，居民增加现阶段的消费甚至于采用信用消费购买住宅、汽车等。如当前美国消费信贷规模急剧膨胀，家庭债务高得惊人，到1997年7月底，债务余额已达12251亿美元（还不包括购房抵押贷款的债务），占税后收入的91%。而居民消费扩张的形势又增加了企业投资欲望，使整个社会经济表现为总需求过热。
从货币需求来看，股市景气的良好示范效应，使股市的投资者大胆投资，筹资者大胆筹资，甚至证券商铤而走险，违规经营⑥。股市中信用的过度膨胀，增加了金融风险，破坏股市的信息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股市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当股市创造的货币信用与银行创造的货币信用之和大于实物经济中相应的总需求，也会增加经济中的“泡沫”。而股市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使部分本来属于生产性的投资转向股市，增加经济中的“泡沫”成份。如果泡沫的形成过程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供求缺口的出现将在整个经济形态中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发生后，消费者会减少需求，但仍高于最初的消费水平。国家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量进而减少银行的货币信用。同时，政府会提高利率，减少人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资金（1999年以来美联储已4次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这样一来，股市中的泡沫可能以一种平缓、温和的方式消除。如果股市中积累的泡沫压力过大，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收效甚微时，当某一因素如来自国外投机力量的冲击，就会促使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用突发性的形式来释放压力。
这种方式便是金融风暴，表现为股市、汇市、期市暴跌，不动产、动产缩水以及证券市场上原来有虚报利润和欺诈行为或存在经营问题的企业接连破产，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经济灾难。如若当前美国股市下跌20%，相当于减少近30000亿美元的财富，对经济形成负的财富效应，并将通过负的乘数效应迅速导致经济的萎缩。再加上股市下跌使人们产生“持久收入”减少的预期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加，即使人们的消费习惯可能使消费支出不变或只有轻微的下降，不会影响社会消费的绝对量，但会致使社会消费增量减少，在加速数（Accelerator）⑦的作用下，使整个国家GNP减少。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常伴随着一个国家实际产出的减少。受股市持续下跌的影响，短期MPC下降，原消费线C0改变为新的消费线C1，原产量Q0改变为Q1，减少的产量为Q0-Q1、在增加投资量I后，原来决定的GNP为Q2，由于MPC已改变，新决定的消费投资线为C1+I，所决定的产出为Q2，其中Q2-Q2为股市下跌引起的GNP的减少量。从目前美国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分析，美国股市似乎还远未到尽头，但可能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1999年初，索罗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说，美国的现状和80年代后期日本情形相似，世界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将在美国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格林斯潘也多次对股市过热发出警告。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等也对当前的股市泡沫发出警告（余永定，1999）。
六、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股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股市的持续攀升，导致持股人的财富增加，进而有效地刺激需求；股市改变储蓄率，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使投资繁荣；优化增量资本与存量资本的配置，使一国潜在的GNP扩大，促进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的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目前，证券市场在我国发展很快，仅就股市来看，境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超过950家，深沪证券市场总市值30000多亿元，约占GNP的35%（流通股市值约为10%），已发行或改组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22家，原始总规模505亿元，深沪两地开户的投资者总数已达4500多万户（实际的投资者远小于此数）。
我国已到了不能忽视股市的存在和股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候了。因此：
1.必须重视股市的作用。在当前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的时代，股市与国民经济发展互为依存，互相影响。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合理发展股市，加速储蓄资金向投资领域的转化，调动国民投资需求，从而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乘数作用。加快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进程，使我国长期处于低水平的MPC提高，进而使我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2.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有重点地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规范证券市场行为，搞好证券市场的有关配套设施。如完善法制法规建设、政府行为规范、中介机构制度的完善等，使“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彻底改变中国股市“政策市”形象，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改变上市公司重“圈钱”轻“改制”、重获取轻回报的市场基础，使证券市场真正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是单一的筹资功能。
3.积极发展股市。股市的持续繁荣是股市发挥“财富效应”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居民通过股市获得的暂时性收入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持久性收入。而股市的长期低靡，大起大落，再加之小股民与机构大户的实力、信息不对称，股市中蕴藏着巨大机会的同时，风险也很大，往往中小散户亏损的机率较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没有发挥作用。
因此，要真正发挥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求我们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建立有市场声誉的、繁荣的、稳定的证券市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盟，以此增加国民财富，通过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推动经济增长。
【篇三：论新制度经济学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变化】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篇四：实体经济配置效率及行业差异】
一、资本配置效率的最新理论研究
金融发展理论（GoldsmithRaymond，1969）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McKinnon，R.1973；Shaw，E.1973）一致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金融机制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社会资本总量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货币资本能够在长期利润信号的驱使下在各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高效流动，使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好、效率高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产业部门中去，提高投资效益和要素生产率，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储蓄资金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方法来衡量社会总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第一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资金在具有不同效率的行业间流动时，将使各行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趋于相等。因此，可用各行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的差别程度来判断一国的资本配置效率。经济学家常用此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事件发生前后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状况或趋势。以上述思想为基础，AtsukuUeda（1999）和Cho（1988）研究了韩国的资本配置效率，BasudebGuha-Khasnobisetal.（2000）研究了印度资本配置效率，Capoglu（参见JefferyWurgler2000)研究了土耳其的资本配置效率。他们往往考察在某个事件前后（如金融自由化、某项产业政策的实施等)，经济体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状况。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涉及到各行业的生产函数的选择，生产函数的选择将直接决定所计算的行业资本边际产出率的准确性。其次，此方法只能考察某项措施实施后，资本配置效率是否得到提高，而无法给出资本配置效率的具体数值。为解决上述问题，JeffreyWurgler（2000)从另一角度出发提出了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金融体系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适时撤出资本。这样，就可以用资本对于行业（长期)盈利能力的敏感性，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标。JeffreyWurgler（2000)从这一思想出发，得到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值，并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是由于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而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基于这一思想，韩立岩、蔡红艳（2002a、b)应用利润及固定资产合计考察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利润额不能反映行业未来的成长性，而固定资产投资所追求的不是即期利润而是长期利润。因此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重新考察了我国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
二、模型描述及变量的选取
（一)JeffreyWurgler（2000)的模型
JeffreyWurgler（2000)采用以下模型给出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值：lnIi，tIi，t-1=α+ηlnVi，tTi，t-1+εi.t(1)其中，I为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V为工业增加值，下标i为工业行业的编号，下标t为年份，η为该国的资本配置效率。由于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要以工业增加值为最终决定因素，因此，本文以工业增加值为自变量，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为因变量，通过考察行业固定资产存量与行业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一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3—2002年。十年37个行业①，共333组观测值。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和工业增加值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换算为实际价格。为保证回归结果不受极端值的影响，回归过程中剔除了固定资产存量或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的对数的绝对值大于1的样本点。
(二)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动态化
公式(1)可给出1993—2002年，我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值。即它表示的是一段时间内的静态水平。但这十年间，我国的金融体系已从金融改革第二阶段(1993—1997年)，过渡到了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我国的金融市场在经历了1997年前的迅速繁荣之后，已进入整顿秩序、加强监管以及防范风险的阶段。十年来，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对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刻画出每一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的动态化模型，来描述各个年份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我们将时间变量引入到JeffreyWurgler(2000)的模型中，来定量刻画我国1994—2002年间每一年的资本配置效率：lnIi.tIi.t-1=αt+ηtlnVi.tVi.t-1+εi.t(2)其中，I为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V为工业增加值，i为工业行业的编号(具体行业见《中国统计年鉴》)，t为年份；ηt为各年度资本配置效率的弹性指标，表明第t年内，我国工业各行业资金的追加(或撤出)对行业成长性变化的弹性水平。ηt>0，表明在第t年内，当一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指数相对于上一期增加时，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率也会相应的增加，并且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率增加的百分比是工业增加值指数增加的百分比的ηt倍。于是，更多的资金将流入成长性好的行业；而相对较少的资金流入成长性较差的行业。若ηt<0，表明在第t年内，当一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指数相对于上一期增加时，固定资产存量的增长率反而会减少。即第t年，在成长性弱的行业内追加更多的投资；成长性强的行业反而得到很少的资金。若ηt=0，表明在第t年内，虽然各行业的成长性不同，但流入各行业的资金量相同。即各行业吸引资金的能力与行业的成长性无关。
(三)资本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
上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测量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中，以我国的37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每一个行业为一样本点，共有37个样本点共同建立回归方程。这样就存在着一个假设：每个样本点与其他的样本点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但实际上，37个行业各自之间相互不同。那么，怎样在考虑各行业个体影响的前提下，来测量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从而对我国1993—2002年十年间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同时对资本配置过程中各行业的位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引入资本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lnIitIi，t-1=αi+ηlnVitVi，t-1+εiti=1，…，N；t=1，…，T；(3)此模型是面板数据模型中最为常见的固定影响模型。I为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V为工业增加值，i为工业行业的编号，t为年份，η表示固定资产存量的增长率随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的弹性指标，表示总体资本配置效率。αi(i=1，…，N)表示各个行业的个体影响，随行业的变化而变化。
三、实证研究
(一)我国1993—2002年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
我国1993—2002十年，37个行业，去除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增长率或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对数的绝对值大于1的极端观测值后，共有328组观测值。将同时具有时序特征和横截面特征的328组观测值代入公式(1)，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lnIitIi，t-1=0?064+0?160lnVitVi，t-1(4)t-value(P-value)8?476(0?000)3?494(0?001)上式表明，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值为0?160(R2=0?036，D.W=0?781)。同韩立岩、蔡红艳(2002b)所得到的0?0375(R2=0?019，D.W.=1?735)的估计值有着显著的差别，并且t检验效果十分显著。应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和工业增加值得到的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值，明显高于应用固定资产合计和利润所得到的结果。但是同JeffreyWurgler(2000)的研究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JeffreyWurgler(2000)考察的65个国家中，各国的平均资本配置效率值为0?429、资本配置效率最高的国家为德国(0?988)，其次为新西兰、瑞士、日本、美国。资本配置效率高的国家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普遍较低，有些甚至显著为零。与JeffreyWurgler(2000)的考察结果相比，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仅比斐济(0?154)略高一点。斐济的资本配置效率在JeffreyWurgler(2000)考察的65个国家中排在第51位，可见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但这十年中，我国的GDP却保持着年均9?3%的增长率。可以初步断定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的提高。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将有着不同成长性的行业区分开来。无论行业的成长性如何，均可从我国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这样资金将得不到优化配置，日趋淘汰的行业不能够及时的缩减企业规模，占用有限的资金；而缺少资金的新兴行业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这会阻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动态模型的回归结果
将我国1994—2002年每年，各个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的增长率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代入公式(2)建立9个方程，应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国家，资本市场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非常敏感。因此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异常剧烈，JeffreyWurgler(2000)的静态模型不能很好的反映我国这十年间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1994—1996年，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值从0?426迅速下降到0?034、1995年，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甚至为负值。这主要是受当时我国以“双紧”著称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这段时间正是在我国经历了经济过热之后，国家为控制通货膨胀，连续大幅度提高利率，控制投资，于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因此，这段时间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各个行业所获得的资金都比较少。实际上，无论其成长性如何，由于高利率和贷款总量严格控制等措施，各个行业都不愿也不能扩大投资规模。1996年8月23日起我国开始降息。到1997年10月23日，经过两次降息，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已从1996年初的9?18%降到5?67%。经济开始复苏，社会投资额也开始增加。因此，1997年的资本配置效率迅速回升到0?361，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流向成长性高的行业。但是1999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并且物价持续负增长。这段时间，我国的经济系统陷入了一个怪圈，由于内需不足，我国工业产品普遍出现了“供大于求”。此时，企业从贷款投资的“饥渴症”转向了贷款投资的“恐惧症”，表现为企业惧贷，银行惜贷。尽管我国一再降息，但是投资增长速度并没有增加，因此资本配置效率有所下降。在国内需求不足、民间投资启而不发的情况下，为保证国民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政府的公共开支，特别是增加具有长期社会效益和公共效益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动用更多的闲置资源，谋求总供求均衡。从2000年开始，我国政府加大了财政支出。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进一步放松货币，增加风险投资，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这些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开始，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开始缓慢上升。对表3中各年资本配置效率值进行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可得：ηt=0(t=1995，1996)；若进行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可得：ηt=0(t=1994—1996年、1999、2002年)。可见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应用动态模型所得到的结果极不稳定，因此，下文将引入资本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更为精确的考察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1997、1998及2000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是否处于较高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事实上，9个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差。为了同JeffreyWurgler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结论相比较，我们需要一个中国跨年份的资本配置效率值。而最小二乘法不能反映行业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建立了资本配置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应用我国1993—2002年十年的数据，剔除掉不符合要求的观测值之后，共328组数据，代入公式(3)，为每个行业加入一个虚拟变量，回归后一次获得η和αi(i=1，…，N)的参数估计。这是一组拥有共同斜率的平行线。这组平行线对不同的行业对应有不同的截距αi，表示每一个行业的个体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的增长率，解释变量为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α1到α37依次表示37个行业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即不同行业所对应的截距项。基于这一模型，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值为0?081(t=1?706，Sig.=0?089，R2=0?313，D-W=1?831)，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这一结果明显低于直接应用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结果(^η=0?160，t=3?494，Sig.=0?001)，而且t检验也不如应用最小二乘法显著，但是由于面板数据模型考虑了行业的个体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结果更准确的反映了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在获得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估计值的同时，我们得到了各个行业所对应的截距项αi。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各个行业不同的“截距”表示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无关的其他因素对于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的贡献。它表示不同行业在整个工业发展中的自发投资水平。它也显示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布局。根据自发投资水平的不同，我们将上述37个行业分为四类：
(1)自发投资水平高的行业
自发投资水平高的行业由截距项大于0?1的八个行业构成，分别为：33?电子及通讯器材制造业、35?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37?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9?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6?造纸及纸制品业、21?医药制造业、3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1?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这些行业主要包括电子、通讯器材和医药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电力、自来水供应业、石油加工等基础设施与能源产业。这与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高新技术园区的大规模发展和以基础设施和能源为主扩大内需的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是一致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属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汽车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交通运输业投资的迅速增加。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生产集中度较高，一些价高利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基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企业。行业总体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基本上是由几家大企业推动的。仅有造纸业是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由于过去十年中，世界要求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在加强，森林资源越来越少，各国均致力于保护森林。同时国际市场对纸张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市场的纸张价格上涨，加上国外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接近饱和等各种因素，促进了我国造纸业的投资增长。
(2)自发投资水平较高的行业
自发投资水平较高的行业由截距项小于1大于0?8(含0?8)的行业构成。主要有：23?橡胶制造业、10?烟草加工业、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2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4?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3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饮料制造业、2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4?塑料制造业、15?家具制造业、17?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这些行业中，有色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因涉及到新材料等高新科技行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属于能源类行业。烟草加工业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地方烟草业的发展。其他行业均属近年来乡镇企业投资比较活跃的行业，其中，家具制造业是伴随建筑业的迅速发展悄然兴起的行业之一，办公家具、旅游业室内装饰以及为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需求，都是家具制造业的自发投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的主要原因。
(3)自发投资水平一般的行业
自发投资水平一般的行业包括：、1?煤炭采选业、18?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5?非金属矿采选业、8?食品加工业、28?金属制品业、2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2?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29?普通机械制造业。这些行业中主要有投资额巨大、回收周期长、外资介入受到严格限制的资源类开采行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发展比较缓慢的行业。食品加工业投资水平一般，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调整使得食品工业企业产品可比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投资相对减少。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及金属制品业虽出口比重比较大，但服装业属贷款限制较为严格的行业之一，而金属制品业由于“六五”至“八五”期间，重复建设过多，生产能力过剩，近几年虽通过行业内的不断重组，行业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截止到2002年底固定资产存量增长不是很快。
(4)自发投资水平低的行业
自发投资水平低的行业由截距项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下为0的九个行业组成，分别为：34?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7?食品制造业、30?专用设备制造业、22?化学纤维制造业、13?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36?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1?纺织业、6?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其中，木材采伐业为因自然资源的短缺日益收缩的行业；纺织、化纤制造以及皮革羽绒业虽出口增长较快，但这些行业的优势仅限于中低档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中上游产品技术滞后，发展缓慢，同时这些行业属贷款限制较为严格的行业，因此，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存量并没有明显增长。其他制造业投资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小或略有一些供大于求的等等。总之，影响我国各行业的自发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高新技术指导方针、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等等。因此，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国家———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识别高成长性行业，并给予其较多资金支持，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结论
综合上文三个模型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以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为基础，考察我国1993—2002年十年间各行业的固定资产余额年均净值同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为0?160，处于较低水平。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因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投资主导型。
2．通过对JeffreyWurgler(2000)的模型引入时间变量，使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动态化。我们得到了我国1994—2002年，每一年的资本配置效率值。我国各年份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比较剧烈。主要原因是，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因此，投资除受工业增加值这一信号变动的影响外，还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极其敏感。
3．对比JeffreyWurgler(2000)的模型，应用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更为可信。基于这一模型，我国1994年—2002年总体资本配置效率的估计值为0?081、同时根据各行业的截距项，可按自发投资水平，将我国37个行业分为高、较高、一般和低四类。通过对比四类行业的特征，发现我国各行业所获得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除市场机制配置的资金外，还有部分自发投资。自发投资主要受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高新技术指导方针、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等非利润信号的影响。因此在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国家可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高新技术指导方针等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本文的部分实证研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还不够理想，结论的可信度还需进一步的跟踪检验。因此，关于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还需进一步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将在我国的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和行业结构的调整上。
【篇五：浅谈国际投标报价策略研究】
论文关键词：招标授标报价策略铁路物资企业
论文摘要：从现阶段国内贸易公司招标实践中存在的f-’l题，分析了国际投标报价的各种策略：报价因素的分析、投标机会的选择、报价目标的确定、各种报价目标的报价策略，以及报价的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铁路物资供销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由单纯供应铁路内部的封闭型经营方式向开放型的不仅供应路内，同时与路外及国外的广大客户进行贸易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大势所趋。招标与投标是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方式，而投标报价策略的研究，不仅是我们走向国际竞争的突破口，同时也是为适应国内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普遍采用招标投标方式进行贸易积累经验，使铁路物资供销企业走在时代的前头．立于不贼之地。
1现阶段国内贸易公司
招标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据统计，我国各主要国际贸易公司投标参与国际竞争的中标卓大约在8％左右，其原因除客观上成本高、产品缺乏知名度及招标方违反常规等等以外，尚有主观努力不够的因素在内，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1投标的盲目性。出标的盲目性。没有认真进行机会筛选，盲目送投标书，如技术实力不足，风险很大的标，以及数量很小的项目等的投标。报价的盲目性。报价中没有策略依据，盲目决定报价水平。
1．2信息掌握不足。对国内生产企业情况、产品信息等缺乏必要的r解。对投标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解不够，缺乏投标市场信息渠道。
2投标、报价策略研究
投标报价的策略是建立在对影响货物投标报价的诸因素及其内在联系的分析、判断在基础上，对投标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相应的对策。
2．1影响报价的因素分析。价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基本因素(成本利润因素)、竞争因素、货物质量因素、交易条件因素、政策周素等，这几种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在一定时期内，货物质量因素及国家政策因素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称为固定因素，而基本因素、竞争因索及交易条件因素则在每次招标括动中是不相同的，称为变动因素。报价策略研究，就是针对难以掌握的变动因素提出相对应的策略和控制方法，从而科学地提供报价依据。
2．2投标机会筛选。投标机会筛选是投标竞争的前提，一般情况下，下列几点可作为机会筛选的判断标准。
2．2．1招标人投资的可靠性。首先应对招标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解，一般采用ICB(国际竞争性招标)方式，利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或。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兴建项目或经济较发达国家的政府主持韵项目，其资金是有保障的．而纯是企业行为或某些不发达国家政府组织的招标则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对可靠性差的项目应坚决放弃。
2．2．2招标人背景及信誉。某些国家的工程部门及一些经常招标的企业、部门是国际招标的老手，专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对待投标人，投这样的标难度极大，没有必胜的把握，应放弃；有时招标人不按规定授标，如果事先有所了解，就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2．2．3技术条件。对我国技术能力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要有充分的了解，对投有把握按期完成的标应予放弃。
2．2．4投标竞争形势。尽可能了解参加投标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彼知己，对有强大竞争对手、而自己又绝对无法战胜时，应予放弃。
2．2．5投标的风险程度。事先应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测，只有风险程度在自己可以承受范围内的标方可投标参与。
2．3确定报价目标的策略
报价目标依项目情况、货物质量程度、招标条件、生产企业的经营目标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分析，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即追求利润和追求创汇额或叫追求中标率。如果招标项目属如下情况：招标人所需货物为我们以前中过标的产品，而且反映良好；招标货物是我方在海外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的产品；招标货物我们能以低成本生产、而且成本可能大大低于竞争对手。此时就应以追求利润为报价目标，即尽可能扩大货物报价与实际成本间的差额，同时须知报价越高，虽利润越高，但中标机会就越小。除此之外．应追求创汇额，追求中标率，目的在于在保本或微利投标中标的同时，使产品在海外市场打开销路，建立信誉，扩大知名度，为以后投标打下基础。
2．4不同报价目标下的报价策略
2．4．1在追求利润的目标下的策略要求找出一个合适的报价，所谓合适的报价是就价格水平高低而言的，它的计算准确，高低适中，既能维护投标人自身利益，同时在投标竞争中又可能为招标方接受，从而增大中标可能性。对此，我们将主要围绕其中的“利润和“竞争者可能的出标价格”来讨论。这里首先要引用预期利润”的概念。所谓。预期利润”，又称利润期望值”，其计算公式如下：=P(A—C)式中：一预期利润；^一实际报价；c一出口货物总成本；尸一为中标概率，指投标人在报价A时，为中标人的概率，它是根据以往中标报价的记录作出的，没有记录时，由决策层人员判断得出。由公式可以看出，中标概率与报价大小呈反比，即报价越高，中标概率越低。“预期利润最大化”可以作为投标人报价选择的决策依据，最大预期利润下的标价可作为优化的投标标价，在较长时间内，着眼于长远考虑，而且当投标多次限于一个总的地理区域内某特殊类型的项目时。这个判断指标尤为有效。
2．4．2追求创汇额、中标率的报价策略。一般招标分有标底和无标底两种，有标底时，报价最接近标底者中标。无标底时，报价最低者中标。但无论哪种形式，各投标企业在确定自己的标价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应是竞争对手的价格，而不是企业的成本，特别是无标底时，着想中标，必须尽可能地压低价格，但不能无限压价，除非是处于极端困境的企业．急于寻找市场，打开销路，一般不应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报价。
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企业得标愿望迫切，只考虑报价低于竞争对手，不考虑企业成本，这样即使中标也可能出现亏损，为使亏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我们可以用“损益平衡法确定价格。用这种方式，可测知获得预期利润所需的最低价格。报价时就可依此定价。实际上在具体投标实践中，往往追求的是两种报价的结合目标，既追求利润又力争夺标，在这种综合目标下，就要结合上述的各种报价策略，将损益平衡定价方法中的“预期利润量与利用中标概率计算出的“预期利润结合考虑，做到利润最大化和预期贡献最大化同时得到满足。
2．5经济效益分析。应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所完成的报价进行评价，具体可用如下两个指标进行评定：换汇成本。指换回一个单位的外币需要的人民币数量，它反映出商品的换汇能力，其计算公式如下：换成本=出口总成本／出口销售净收入=【货物采购(生产)成本+出口费用(人民币)】／出口销售净外汇收入(美元)其中：出口净收入一般以FOB价为准。盈亏率。它是检验出口价格确定是否恰当，企业出口产品是盈利还是亏损的指标，公式如下：盈亏率=【(出口销售收入一出口总成本)／出口总成本)】X100％其中：出口销售收入一般以FOB价按现行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篇六：体育经济均衡发展意见】
顾名思义，体育经济就是借助体育声望或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经济类型角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体育需求刺激为动力源、以体育创造的形象影响力为依托而规划的经济发展类型。二是从经济发展要求角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满足体育事业发展需求而建立的经济运行模式。三是从产业体系构成角度，是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的、包括体育行业或产业在内的、与工商等各业协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经济运行体系。
世界体育经济发展概况
由于我国体育经济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因此在分析我国体育经济发展时，需要以国外体育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为依据，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讨论体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通过比较研究国外体育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特点，笔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以体育服务产品消费和体育物质产品消费所构成的体育消费市场，已形成规模，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为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环境和条件。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约在4000亿美元而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体育产业发达的北美，西欧和日本，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都排在其国内十大产业之内。美国NBA1997年～1998年赛季的总收入为22亿美元，平均每支球队约7600万美元。1997年美国体育的总营业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居全美经济各大产业的第22位。美国1998年的体育产值达631亿美元，超过了国内的石油化工业汽车业，占GNP的13%。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00亿美元。意大利的“足球产业”闻名世界：一个星期日举行的“足球日”中，全国足球球迷的总开支就达2000亿里拉。澳大利亚90%的国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运动和休闲创造的产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国际足联的研究表明：与足球有关的营业额每年高达2500亿美元，其中包括运动员的工资、门票、广告、电视转播、运动器材销售、机票、住宿费用旅游以及相关的工业等。据统计足球运动直接和间接雇用的人数高达45亿人。2002年日本体育产业的总收入为4.2万亿日元，居十大支柱产业的第六位。
可以预见，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体育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而且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体育消费已转为一种刚性的需求。美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消费的体育人口比例达到77%、德国为67%、日本是65%、加拿大是50%，正是这种刚性的需求给了体育经济强有力的支撑。
体育产业资本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已成为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在国外体育产业结构中，以体育健身服务业为主要市场的主体产业地位更加突出。注重发展主体产业，应成为发展中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点。
国际体育用品业已形成销售额达数千亿美元的大市场，今后10年还将持续增长，我国体育用品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体育用品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得到普遍重视。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已成为惯例，并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体育资金的重要来源。体育赞助业、体育博彩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专业市场规模还很小，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只有两万多家。尽管总投资额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但体育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0.3%，体育人口比例约为31%，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其实就是一种潜力。那么，尽快地找出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因素，开发这种潜力，使体育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则是迫切需要的。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体育发展的体制因素等，我国体育经济核心产业大多不具有独立经济实体或企业的特征。仅就职业竞赛俱乐部而言，我国参加职业联赛的各俱乐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联办合作型，即由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或项目协会与企业联合组建俱乐部。二是联办股份型，即由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或项目协会与一个或几个企业，按合同规定的投资比例出资，组建按股份分红的股份型俱乐部。
从俱乐部的构成要素来看，一般是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体育项目协会提供人力资源，企业注入资金运作。在这一结构中，俱乐部的产权、管理权、经营权界定不够清晰，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人力、财力投入进行资产评估困难。进入市场后，双方在责任、权利、义务的分配上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运动项目协会控制球队，企业控制资金，以各自手中的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一旦矛盾激化，就会导致组织解体。
在我国现行体育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局部存在隐性通货膨胀。即一些体育商品一开始就以较高的价格进入市场，并一直维持高价位，这种通货膨胀从商品价格变动幅度是难以识别的，故称为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隐性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在较大的范围内导致了需求抑制，阻滞了体育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以较高价格水平进入市场的体育服务商品，有很大的盈利空间，所以，整个体育产业领域的平均利润水平较高。
从理论上讲，这种高平均利润水平，符合资本的性质，有利于吸引资本投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政府或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部分体育产业的垄断经营，使得投资者无法与之竞争，无形中筑成一道壁垒，阻止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另外，由于体育产业市场条件不成熟，管理法规与市场体系不健全，投资者普遍处在观望状态不敢贸然进入，至多是投入少量的资本进行尝试。这使得整个体育产业资本容量较小，产业规模无法提升，产生了不利于体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平均利润与低资本容量并存”的现象。因此，目前我国体育经济处于由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向第一类非均衡状态的过渡中，即处在体育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状态。
我国体育经济非均衡性发展的成因
体育产品质量不高。国内的体育用品企业多数处于积累原始资本的小本经营阶段，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经营理念落后，导致产品质量不高，无法与国外名牌竞争。职业联赛受金钱至上腐败之风的侵袭，球员受贿打假球，裁判受贿吹“黑哨”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降低了比赛的观赏性；中介产业经营水平低、服务质量差，难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致使整个体育产业缺乏活力。
市场竞争乏力。我国全球知名企业少，众多企业与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资本明显处于弱势。因此，在很多国际性的重大赛事上，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名权、指定性产品等的商业竞争中往往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体制制约。我国体育赛事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由国家体育部门包办，形成一种法定的计划运转。在改革过程中，才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这一举动虽然带有相当浓重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企业在与体育部门联合办体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另外，在赢利后，企业得到的往往占少数，许多赛事的投入越来越多，而效益好的却寥寥无几。长此以往，打消了投资体育的企业的积极性。
产业结构不合理。根据“消费决定论”的观点可知，体育消费决定了体育市场，体育市场决定了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决定了体育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大众体育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体育市场必然是多元的，体育产业的结构是多层面、多种类构成的复杂系统。完整的体育产业链包括核心产业(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业)、中介产业(体育经纪、体育传播业)和外围产业(体育用品、体育建筑、体育旅游业等)3个层次。作为整个体育产业基础和带动体育产业升级原动力的核心产业，因垄断经营而缺少活力，在体育产业链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中介产业缺位，本土体育外围产业在与国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使得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陷入发展困境。
体育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形成体育消费和体育投资热，而我国目前还不能形成这个热点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国民消费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中我国的消费率一直徘徊在60%左右，比美国低24个百分点，比印度低18个百分点。其中这一差距表明，在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的部分较少，用在体育消费的部分就更少了。
我国体育经济协调发展策略提高全民体育消费意识。体育市场是沟通体育消费与生产的桥梁，是满足居民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发展的动力。要加强对体育消费的宣传和引导，强化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增强健身意识，努力倡导健康科学的健身理念，大力发展农村体育、社区体育、职工体育、青少年体育和老年体育，加强全民健身网点建设，提高体育人口比例，培养更多的体育消费群体。积极引导居民的体育消费朝合理正确的方向发展。
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加竞争力。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面临的外部竞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跻身中国市场的国外企业，二是休闲娱乐市场上的文化企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进入WTO，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他们与国内企业竞争中，必然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也会带来资金、技术、成功的经营与管理经验。对于国内体育企业而言，除了要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还要面临在文化娱乐市场上与文化企业的竞争。因此，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组建产业集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扶持明星企业和名牌产品，提高产品(竞赛表演)的科技含量、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市场体系是体育经济赖以发育的导向和载体，体育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为起点、为目标，研究市场、顺应市场、开拓市场。要狠抓市场体系建设，以引导和刺激体育消费为核心，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证券市场、广告市场等，要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体育市场网络，为体育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植力度。一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规范财务运作，确保体育投资者的利益，如允许企业赞助费记入成本；二是要赋予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广告权；三是要规范现有体育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四是要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实行土地置换、盘活存量，集中建设，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