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通识教育绽放朵朵时代之花

　　大学是与经典做伴的“修身”宝地。如何让学生在四年里通古今、通中外、通文理、通知行，完成从读教材到读经典、从学做题到学做人、从我的人生别人做主到我的人生自己做主转型？武汉大学给出答案：这不仅需要专业教育，更需要通识教育。（12月12日《光明日报》）

　　通识教育，并非指培养文理专业领域都有所涉猎的人才，尚无一个统一规范的定义和内涵。但无论如何定义，其终极目的是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心智健全、人格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或可称之为“全人教育”。这对于学生化育人格、滋养心智、规范行为，无疑善莫大焉。

　　近年来，不少高校对此进行了实践探索。如武大通识教育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为理念，通识教育课程各有侧重地贯穿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精神，涵养“博”与“雅”的君子品格。复旦大学的“复旦通识月”，通过讲座、沙龙、圆桌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对学术的敬畏和热爱，并联合抖音推出一系列“复旦通识公开课”。这些有益有效做法，既夯实了专业教育的根基，又培育了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全面素养。同时也要看到，通识教育背后，存在着诸种矛盾与问题。

　　教育的根本追求是“育人”而非“制器”，但一段时间来，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打造职业性“匠人”的色彩愈来愈浓，人本理念、以文化人则相对有所减弱。而通识教育恰恰是对片面的专业教育的矫正，是人文精神和文化担当的回归，现实中必然形成强烈的理念交锋和价值对冲，需要高教办学者的胸怀和勇气，来推动作为。同时通识教育没有一定之规，通识教育的模式、途径、评价等需要不断创新实践，建立适合校情特色的制度体系，这是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高校配置的师资本身是专才教育的结果，进行通识教育存在“天生”缺陷。若不能科学处理大量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设置冲突，以及改变教学方法的“填鸭式”等问题，势必会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再一点就是，存在与基础教育衔接的断层。现在中学阶段主要还是冲着升学目标，通识教育的基础明显薄弱。进入大学之后，学生功底明显不足，通识教育的准备要提前至中学阶段。尤其是，通识教育是慢效之用、“无用之用”，不会在短时间有明显成效，这对教学管理的制度设计，教育教学的智慧、毅力和信心，也是不小考验。

　　事实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曾有着可圈可点的历史辉煌。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把“造就通才”定为办学要旨，民国时期“养成硕学闳才”的大学育人理念更贯穿办学过程，所以不难理解民国战乱频仍，却盛产年轻而有影响的学术大师。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沿袭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倡通识教育并对其纠偏，90年代中期又提出“文化素质教育”，近些年来，国内各大知名高校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努力，但仍任重道远。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句话，“要使人尽善尽美，只须使他成为一个会爱、会感受的生命，也就是说，通过情感使理性达到完美”。当前，通识教育在文化育人、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下，全民阅读蓬勃开展，这为通识教育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当年，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吴宓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迄今仍可获得启示。今天，期愿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的通识教育中，不断绽放通识教育的时代之花。（王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