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

　　

　　 2004年9月17日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在20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波普尔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如此显赫的声誉，却又如此迅速地被人淡忘。

　　

　　 波普尔拥有白金汉宫授予的“爵士”（1965年）和“勋爵”（1982年）的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他在学术界的社交名单几乎是一本微型的世界名人录，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来拜访或邀请会面，这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和日本天皇。而撒切尔夫人将波普尔和哈耶克视为自己的“两位老师”。波普尔的弟子中不仅有杰出的学者如拉卡托斯、费耶本德和阿格西等，也有亿万富翁索罗斯（他为表达对导师的敬意，创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波普尔去世的时候，欧美的各种报纸发表了无数充满赞誉的悼念文章。毫无疑问，波普尔生前获得了一个学者可以想像的最高的世俗荣誉。

　　

　　 而在他去世不过十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的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学方法论的领域，“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或者费耶本德的“反对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讽刺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

　　

　　 对于容易兴奋又容易疲倦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波普尔似乎已经过时很久了。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翻译出版了他（除《开放社会》之外）的所有重要著作，他的学说20年前就流行过了，已毫无诱人的鲜泽。而在今天应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尔这道过气的“凉菜”早已被撤下，让位于各种新鲜的“热炒”。今天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他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更有严肃的学人公开鄙薄他的工作为“二流货色”。在我深为敬佩的两位学长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尔之流”这样的蔑称；另一位在其论著中转述了施特劳斯对波普尔极端的鄙视——“不学无术而欺世盗名的典型”。如此看来，卡尔·波普尔不过是学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经当红而受一时追捧，然后被迅速抛弃。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波普尔？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谓“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探讨和纪念吗？这篇导言文字无意对其学说作全面的回顾和评判，而是力图表达一己之见：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

　　

波普尔的生平

　　 波普尔的一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十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版《研究的逻辑》以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波尔。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波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发表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这本《20世纪的教训》汇集了在他去世前两、三年接受采访的对话录，以及1980年代末的两篇演讲，可以看作是他生前最后的思想和看法。

　　

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 ——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作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作出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鄂（Erwin Schroedinger）、波尔、莫纳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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