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是反映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长期是一门显学，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望文生义的附会解读较多，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在文本学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从原始文本的形成演变到经典文本的分析解读，都长期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拟利用多种文献史料，系统考察《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并试图通过不同时代的语境分析，探讨在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子，以期对《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所铺垫。

　　

一

　　

　　 历史地看，《论十大关系》生成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在毛泽东系统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汇报的同时，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各部委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对比性，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

　　

　　 然而，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策选择，客观上存在着发生阶段上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捷径。然而，斯大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国家统制经济的军事工业体制，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生产脱离人民的生活需求，存在严重弊端。苏联长期实行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积累下许多问题，对其弊害有切肤之痛。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检讨斯大林时代的执政路线问题，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可谓势在必行。苏共政策路线的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政策路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脱胎于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著名口号。当苏共开始检讨斯大林体制的弊害时，中国还在继续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国家建设，并基本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而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加强农业的新经济发展计划，给中共高层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破除了对“老大哥”的迷信，不再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地“克隆”了。在前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出台，可谓既“以苏为鉴”又“以苏为师”。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党的认识有很大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中国人还没有切身体会。毛泽东的“以苏为鉴”，是在苏共检讨斯大林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以中共熟悉的群众运动的赶超方式，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这段从“以苏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里？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以苏为鉴”的赶超思想。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既有对斯大林体制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在实践中行走的动态概念。

　　

　　 “以苏为鉴”概念的最初提出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积极反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二十大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号角，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在经济上，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些来自苏共的新思考，与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汇报中了解到的中国在借鉴苏联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负面后果，内外交织，构成了毛泽东“以苏为鉴”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两条线索。这是“十大关系”酝酿成形的特定历史条件。

　　

　　 在毛泽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系统听取35个部委汇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并非就是他说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还参加了不少重要活动，如参观在瀛台举办的工业展，以获得对现代工业的感性认识；接见外宾和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研究苏共中央非斯大林化的政治动向；等等。在听取汇报后期即综合部门汇报时，中共高层得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研究中共如何表态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路形成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交互影响，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

　　

　　 中共高层虽然对苏共的非斯大林化动向早有察觉，已经了解到苏共二十大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新动向，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出的种种问题，还是让中共领导人感到震惊。毛泽东评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基调是非常正面的，主要是对策略方法的微词。毛泽东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多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一论”)，表明了中共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基本态度。一是对斯大林给予了“三七开”的策略性评价，以缓和非斯大林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二是赞同苏共二十大的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发展民主、提高人民生活的路线方针。只是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因为事关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毛泽东表示了保留意见*。同时，中共也提出避免斯大林错误的“以苏为鉴”问题，认为中共一向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能够抵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中共过去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仍然是必要的。这是毛泽东“以苏为鉴”最初思考的起点，主导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思路。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一个多月中，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十几次汇报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是关注苏共二十大。从4月18日起，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所做的“二五”计划汇报时，开始对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归纳。4月19日，毛泽东提出要搞好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4月20日，他在听取汇报时又增加到五个关系，即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4月24日，毛泽东又归纳出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等六大关系。他说：斯大林在第四条上犯错误，东欧国家在第一条上犯错误。4月25日，毛泽东在前述六条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条政治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

　　

　　 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酝酿形成，从开始归纳到正式提出，从三条、五条、六条扩大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展到政治关系，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过程是比较仓促和个人化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做“十大关系”的报告，同样也带有随机性特点。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抛开原定议题，径自讲起了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会议转为讨论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报告。

　　

　　 毛泽东4月25日做“十大关系”报告，因事先没有与闻，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有安排录音和速记，事后中办根据几位与会者笔记整理出一份记录稿。但毛泽东对记录稿很不满意。*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再次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的“十大关系”报告又有新的修改补充，增添了这几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一些新内容，如生物学家胡先骕与苏联李森科学派争论的问题、地方分权的问题、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又着重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整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鼓励广开言路。这次的“十大关系”报告，中办做了完整记录，是以后《论十大关系》整理修改的基础稿本。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过程，表面看是有些随机性，但实际上对应的是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反映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别是最后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显然是吸取了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教训提出来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问题，激发了毛泽东“弯道超车”的赶超意识。他在听汇报时，批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观点是奴隶主义，认为中共内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外有反教条主义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主题，是包括了中苏两方的：对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对中共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5月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但对于用“十大关系”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态度，直到提出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

　　

　　 毛泽东4月25日第一次讲“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稿，是研究《论十大关系》思想起源的关键性史料，但迄今没有公开。从其仓促草成的过程和内部讲话的特点来看，这个讲话是比较随意的，有即兴发挥的特点，不太讲求前后的逻辑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还在研究思考中的过程性特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材料中，有篇题目为《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选文。这篇会议发言的材料，内容比较凌乱，前后次序不清，文字相当简略，但讲话主题明确，语言风格一致，估计是来自某位与会者的现场笔记记录。通过这篇材料，我们可对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基本风格和内容梗要做一管窥。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文本“束之高阁”的情况下，比较贴近原讲话内容的应是其他领导人即时的传达学习报告。参加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共110多人，除了中共人士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大受与会者欢迎。会后，有人问毛泽东，能否传达。毛泽东答道：可以传达。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可以传达。周恩来行动最快，在国务院率先做了传达。

　　

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结合政府工作讲解了“十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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