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三民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2012年4月26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以“三民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为题，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参与讨论的有选修本课程的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信息管理系、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以及元培学院的来自中国、美国、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本科生102名，安徽师大进修教师1名。任课老师袁刚教授按教学计划就三民主义讲授了6个课时，又让他的来自台湾的博士研究生伍优政作了3个学时的讲座，由袁老师出题，讨论分五个方面：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及三民主义的当代价值等。同学们分组在课外交流后，又进行了一个上午的集中讨论，本文为依据同学所交发言提纲所整理的讨论纪要。

　　

　　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

　　

　　作为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同学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孙中山进行。认为孙是一个革命家，而非学术家，他的三民主义是由现实问题激发而生，并试图解决现实问题，故离不开其时代背景。鸦片战争后中国受西方列强欺凌，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对中国人刺激很大，孙组织兴中会，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护国体起见。”孙起而革命目的就是“振兴中华”。

　　在“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下，孙中山提出了民族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政治革命的纲领即民权主义，社会革命的纲领即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前提，即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民族要振兴，必须以在内各民族平等，对外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作为前提。民权主义是保障，即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民族要振兴，必须给予人民更多的权力，以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发挥出每一个人的力量。民生主义是基础，即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民族要振兴，必须要建立经济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避免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民主义理论就是振兴中华的“救国主义”，其理论基调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恢复中华”的方法是革命，是民主，孙中山说“这三种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民权主义是“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压制多数人”；民生主义则是“贫富均等，不能以少数压制多数人”。孙中山要救中国，却借鉴了许多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这也使得他超越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的狭隘格局。

　　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认识论基础。孙在《孙文学说》中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奄奄待毙，是受传统“知易行难”观点的误导，“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为了破除革命党人“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的“心理之大敌”，孙提出“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建设”的政治哲学，从而推导出行易知难之心理建设、实业计划之物质建设、民权初步之社会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建设的纵向联系。

　　具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民生史观为三民主义带来合法性的支撑。孙中山认为宇宙万物是进化的，自然也包括人类。孙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更加强调社会横向结构中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提出民生即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经济生活是历史的重心，因为民生是生产、政治、经济等一切活动的中心，社会中的各种变态如压迫和痛苦都是民生产生的结果。因而在纵向发展上，人类求生存（包括人的精神努力和一切实际活动）则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只有不间断地求生存，社会才能不停止的进化，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根据这套理论解释历史，孙中山也发明了类似的历史阶段论，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的原始社会；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的神权社会；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的君权社会；第四个时期则是人民同君主相争的民权时代；第五个时期则是均贫富的民生时代；到最后就是大同世界。孙的主义描绘了一副美丽新世界的蓝图，揭示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规律”。多灾多难的中国想要富强，就必须遵照三民主义的指引，三民主义也就成了救国的终极真理。而到蒋介石更是将这种逻辑贯彻到底，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企图以三民主义推演出纵贯古今的中国命运，以标榜三民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把这种具有救世主义色彩的历史决定论引入中国政治，是继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将“必然性”引入中国政治的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以历史规律为基础的新合法性来源在中国被建构起来，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讨论中同学们认为三民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调和的思想体系。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民族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防”观念，民权主义则是“创立合众政府”，“集会众以兴中”。至于民生主义,则尚未提及，孙中山的救国主张还没有完全改变以往的反清复明会党的性质。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首次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将其归纳为“三民主义”，其后三民主义的框架基本延续下来，只是在具体主张上因现实情况而有所变动。

　　中共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界，将三民主义划分旧与新，所谓旧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新三民主义则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有同学质疑这种提法。认为孙中山以及国民党本身从来没有“新三民主义”的说法，是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根本区别是三大政策。但所谓三大政策其实也从来没有出现在孙中山的言论中，最早是由共产党人提出来，1926年11 月4 日，中共中央曾做出决议称“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其次，三大政策不能代表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只是“政策”，并非“主义”，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能混淆。孙中山一直到去世坚持的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只能看作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一部分，不足以作为划分孙中山思想之新旧的凭据。因此，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共出于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而强戴给三民主义的一顶不合身的帽子。

　　

　　民族主义

　　

　　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是前提，而民族救亡也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任务。由于国内外的险恶条件，孙中山终其一生也没看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一天，民族主义的宣传也就最为醒目。细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虽然由激进日趋缓和，但其核心特征即汉族本位主义没有改变过。在民族精神的塑造上，孙宣扬汉族儒家文明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孙从未放弃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同化思想。

　　有同学指出，中国古代历史找不到与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概念。事实上，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十分偶然的，主要得益于欧洲独一无二的自罗马帝国灭亡后长达千年的持续军事竞争环境，这一环境还诞生了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孪生兄弟资本主义，后者的扩张把民族主义理念带到了全世界。中国这块土地的历史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虽然分分合合，它的统一时间却超过了分裂的时间，无数异族的铁蹄曾踏足中原，却都纷纷被融入华夏文明，所以中国人只知有天下，民族的载体是文明而非国家。因此孙中山说中华民族是顺乎自然的“王道”形成的共同体，国家与民族不分。而当远隔万里的外来文明自海上汹汹而来时，中华文明惯用的自然同化已经无法应对这种迅速而致命的威胁，孙便要求中国人在传统之上觉醒起能与之对抗的现代民族主义。

　　又有同学指出，孙中山早期的排满反清的主张从本源上讲源于儒家思想中就久已有之的“华夷之辨”，其思想核心即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这种区分最初也曾以种族和地理位置进行区分，但后来演化为礼仪的区分，即儒家教化的华夏民族和不合礼俗的化外之民，蛮夷。华夷之辨源自于《春秋》，后在儒家诸经典著作《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中，都有以文化礼义为区别标准的区别。“华夷之辨”是中国主流文化对于儒家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的内外人群的区分，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

　　汉族传统的家族宗族观念，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粘合剂。孙认为中国过去确实没有民族团体，中国的国家观念确实涣散松散，但是中国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可以构筑一种独特的家国观念，以传统的观念凝聚中华的力量。孙更认为中国人传统的对于同宗同族的认同与亲近，和深厚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好的文化传承，也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的。要将更广阔的中国民众，而非仅仅怀抱华夷之辨的知识分子，纳入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阵营下，就要结合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发明家-宗-国扩展的“国族主义”，即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不象西方建立在现代国家观念和政治民族的基础上，而建立在自然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基础上。同时，孙也强调要充分调动国人对于家乡的深厚感情，发动家乡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团体性整合。

　　而在恢复我们的民族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强盛与独立自主的问题上，孙中山提出恢复中华民族的道德和才智。孙认为中国从前是非常强盛和文明的国度，而如今地位的丧失和沦为半殖民地的一切原因都是民族精神的失却，使得国家一天一天退步。武力是国家地位的第一步，而后是种种文化的力量，单组后能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仍然要从道德问题出发，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屹立不倒。因此孙提出，“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可见在孙看来，道德维系民族的本质特性和内在凝聚力，是民族历史的连续性的体现，是对与自身的肯定与自信。孙格外提倡传统儒学所言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和平。

　　正如用汉族文明构造中华民族之精神一般，孙中山也主张以汉族为主体构建中华民族之实质。有同学特别提到了英国民族主义对1897年旅居伦敦的孙中山的影响。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盛行一时，这种主义认为，人类有高低之分，纯血统民族是国家强大之由。《圣经》中又有记载：“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特殊挑选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圣经》与社会达尔文学说结合在英国形成了独特的“英以色列主义”，把英国各民族硬说成是以色列人的分支，以纯化血统。孙中山时与英以色列信徒科林斯交往密切，必然也接触到了“纯血统强国论”。而且，孙恰逢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皇家大游行和海军检阅，亲身体验到了当时英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这无疑又加强了“纯血统强国论”的说服力。

　　有同学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在同盟会所言称的“恢复中华”，是要建立一个单一汉族国家。1895年1月，孙在香港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会面时曾称“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族的国家”，而这种“一国不容二族”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在革命派中相当普遍，如汪精卫也提出“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由于“中华”定义模糊，孙中山也未曾说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继承得清朝的疆域，实际上并不准确。首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源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是要像朱元璋把蒙古人驱逐到蒙古草原一样，把鞑虏驱逐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去，即满洲地区，自然满洲地区就不属于“中华”；恢复中华，恢复的是满清入关前明朝的汉人聚居区，大致相当于清代十八行省的范围，这个范围排除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不到当时清朝领土的一半。发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旗帜“铁血十八星旗”就是受孙中山影响，充分体现了十八省建国的理念。

　　孙中山的这种单一汉族国家显然过于极端和狭隘，是对历史的倒退，辛亥革命后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不足为奇，孙也因此修改了自己的主张，但是显然非十八省地区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是不及十八省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孙在满蒙问题上并不坚定，并一度打算出让权益给日本和苏联以换取对其革命运动的支持，而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是要被贴上“卖国”标签的。

　　由于孙中山长期宣讲民族主义，但直到晚近才系统阐述，其早期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言论不可避免地使人们产生了误解。有同学指出，被认为是孙民族主义思想重要组成的五族共和其实并不是孙的正统民族理论。首先，五族共和并不是孙首倡，孙附和之不过是被迫妥协。辛亥革命并不彻底，南方革命政府并未完全打败北方清政府，南方革命政府内部又新旧混杂，孙较为极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受到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很大阻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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