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强事件与“叛徒案” （第3页）

　　1935年，因有日本炮舰到长沙泊留时，省府派员登舰慰问，文强组织人在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当局“媚敌”之举，得罪了军阀何键，通讯社遭到何键手下的特务团人员抄砸，文强本人也受到威胁，难以在长沙立足。

　　这时，文强的好友，原在四川的中共军事干部廖宗泽已脱离中共，到南京黄埔同学会报到，受训后分配到浙江省警官学校。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廖宗泽便邀请他到该校任教。

　　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去到了杭州。

　　他起初只是打算暂避一时以作权宜之计。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对他不信任、不友好甚至猜忌、打击的环境，他也许不会久留，他的生活道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当时掌握着浙江警校实际权力的戴笠，却对他采取了“不咎既往”，大胆放手任用的态度，使他在受到中共组织左倾领导人错误处分之后，却在国民党方面感受到了“知遇之恩”；加上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文强便安心投身到了国防教育和日本问题研究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强已是戴笠手下的军统局高级骨干，主要从事对日情报战、反间谍战和对汪伪策反等工作，在上海租界“孤岛”的地下抗日斗争中，他多次险遭日伪捕杀；在太行山国民党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从日军大扫荡中绝境突围……

　　周敦琬，在抗日战争中携子回乡，因患子宫瘤去成都作手术，不幸在手术台上突遇日机轰炸，手术失败，在痛苦中病逝。

　　抗战胜利，文强因抗战有功晋升中将，调任军统局东北区区长（后改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在东北期间，他目睹了来自“共产主义故乡”的苏军大搞霸权主义的许多丑恶行径，青年时代信仰共产主义时对苏联抱有的美好理想至此彻底破灭。从参加东北内战开始，他深深卷入了国民党为维护其独裁政权而与中国共产党展开的又一场内战……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文强以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线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之职被俘，成了国民党“高级战犯”。

　　

　　先后几起黄埔军人出川事件

　　

　　文强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文强之前和之后，连续发生了几起黄埔军人、中共军事干部离开四川的事件。

　　在文强之前是黄埔五期军人、原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省委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原名刘墨苏，又名刘国华，湖南人。在南昌起义后南下转战中他随李鸣珂担任周恩来的警卫。以后随李鸣珂先在上海中央特科、后调四川工作，是李鸣珂的助手和义弟。 “立三路线”强行发动全面暴动时，李觉鸣对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与中央代表和省委领导发生冲突，被处以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以后又与执行王明路线的新省委发生冲突，自行离川，跑到上海通过老关系重回中央特科。在1933年5月执行制裁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任务后不慎被捕，经组织活动请名律师辩护，幸免死刑。“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出狱，参加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反日伪清乡战斗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幸得群众救护脱险。解放战争后期在长沙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

　　在文强之后出川的是两位黄埔四期军人、曾参加领导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变和第二混成旅广汉兵变的廖宗泽与陈远湘。

　　廖宗泽和陈远湘都曾与文强一起在四川军阀部队中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军事干部，在“立三路线”时期就对左倾领导不顾条件蛮干以至“拚光家当”而深为不满，王明路线反倒批判“立三路线”的“右倾”，要求地下党工作更加左，他们当然更无法接受。省委对文强事件的处理，也使他们寒心。

　　促成陈远湘、廖宗泽等人下决心离开中共组织的外因，还有一个当时的特殊背景。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相继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号召黄埔同学“归队”为国效力。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

　　“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浚、廖宗泽等十人左右；参加‘改组派’的同学郭仲容、陈远湘等四十余人……蒋介石并分批召见了这些人，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曾扩情在这里将陈远湘错记为“改组派”同学了。但他所说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却是事实。无论是陈远湘、廖宗泽还是后来的文强，投入到国民党阵营后，都从未有人要求过他们交待共产党组织情况和他们在中共党内工作的历史，这段历史也从未影响过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晋升。

　　一边在打，一边在拉，必然促成一些曾经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共产党人转而投向国民党阵营。

　　

　　从文献记载看文强事件

　　

　　文强事件在当年中共党内可算一桩大案。从历尽劫难后残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共四川省委对文强事件处理的一些情况。

　　正当文强与周敦琬刚回到湖南长沙乡下老家，准备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时，1931年12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

　　“对付所谓‘假自首叛徒’的文强，予以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549页）

　　在这里，执行左倾路线的省委已将文强应付特务的做法由“变节”进一步升级上纲为“莫须有”的“假自首叛徒”，并将他“永远开除，宣布其政治生命死刑”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并非首创，而是早已有之的作法了）。

　　1932年1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到：

　　“文强（又名赖之）及李觉民（原姓刘，又名国华）均湖南人，黄埔生，已由省委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同上书395页。原件无年代，原书编者判定为1931年，显然错误。因1931年1月文强还在重庆担任省军委负责人，随后还担任了省委常委，李觉鸣那时也还未离川）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委给中央写这报告时，李觉鸣正在中央特科从事保卫党中央、制裁反动派的充满危险的“行动”工作。省委却要求中央“望勿与之发生关系”。若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听信了四川省委的意见，李觉鸣不仅不能继续在特科工作，还很可能会有被当作内奸制裁的危险！

　　万幸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没有理睬四川省委这个意见。仍将这个已被下级党组织开除党籍、视为异端的李觉鸣作为保卫革命心脏党中央的骨干力量，倚之为“干城”。这种滑稽局面，恐怕也只有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才会出现。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1933年2月16日，李觉鸣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前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对中央的“批评”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来沪即生关系。”（《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8页）

　　在这里，四川省委说的是“李觉民等”。是否除李觉鸣外还另有他人？不得而知。

　　两个多月后，李觉鸣在执行“制裁反动派”任务后被捕，几乎被判死刑。——国民党当局无意间为中共四川省委消除了一个心病。

　　

　　左倾路线执行者自食苦果

　　

　　就在程子健的这份书面报告中，在“肃清异己分子与消灭叛徒”一节里，还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对于自首叛变，用各种花样来掩饰叛变罪恶分子，如文强、王梅隐，加以无情洗刷。”（同上书290页）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自首叛变”分子的名字：王梅隐。

　　这是左倾路线之下又一桩令人痛心的公案。

　　王梅隐，即王凛若，又名王一苇、王南墅。她与周敦琬一样，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的杰出女性，她还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女法官之一。

　　作为在大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新女性，王凛若有一段非同寻常的传奇经历。

　　还在北伐革命时，她就在广州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她与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相识、相爱了。

　　大革命失败后，王凛若冒着杀头的危险掩护穆青组建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奔走于香港、广州之间。广州暴动失败后，她与穆青一起撤到香港、上海，穆青被周恩来派到武汉重建刚被破坏的湖北省委，不料刚去不久即遭逮捕。王凛若奔走于上海、武汉之间，通过父亲老朋友的关系，找湖北省政府和军方疏通，并亲自到即将换防的军中催办，抢在大批枪毙犯人之前，将穆青营救出来。

　　随后，穆青又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工作。王凛若也回到重庆，她的公开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和地方检查处检查官，暗中却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机要、秘书工作。她还以自己当法官的工资供没有经济来源的穆青生活和资助地下组织。1930年5月，穆青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后，王凛若含泪收殓了烈士遗体，又奉中共组织之命协助罗世文工作，并照顾罗世文养病和负担他的生活。

　　中共四川省委因寮叶巷事件被迫迁往成都时，程子健找到王凛若，请她以其地方检查官身份，将一批党内重要文件安全转移到成都。当时被查出带有红色封面的书籍都要杀头，王凛若却毫不畏惧地圆满完成了任务。

　　省委在成都设立秘密机关，经济拮据，也是由王凛若拿出钱来租了房屋，从自己家中搬去家具，并提供经费。她与罗世文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由同志而为爱人。

　　1932年5月，王凛若因一封外地来信被二十一军特委会在邮检中查获，暴露了共产党人身份，不幸被捕，当年5月26日二十一军系统的《万州日报》即有“女法官王梅隐被捕后/二十一军部又审讯一次/其爱人亦因共案被杀”的报道，文中所说的“其爱人”即指穆青烈士。该报道称，这次审讯长达4小时之久，“堂上摆列滚杠等刑具”，可见王凛若所受威逼之重。但她坚强不屈，并未泄露任何党内机密，甚至还公开对到狱中采访的记者大谈其“爱人”穆青烈士是“杰出男性”，以此来为被军阀当局诬称为“匪”的穆青烈士正名。

　　不幸的是，王凛若的父亲营救女儿心切，自作主张代写了文词古奥的骈体文《悔过书》（这是王凛若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将她保释出狱。

　　王凛若出狱后闻之，犹如利刃穿心，悲痛欲绝。她想写声明加以否认，但在军阀监视下根本无法办到。

　　从此，她就因这一“污点”而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时，距文强被罗世文视为“叛徒”开除出党才半年多。罗世文万万想不到，自己竟也陷入了文强与周敦琬不久前曾面临过的困境。无论他如何向党组织陈述、申辩、解释，王凛若的“叛变”罪名也不能洗雪。王凛若毕竟比文强还多了一个白纸黑字的《悔过书》！

　　似乎是命运的有意安排，使执行左倾路线的罗世文自己也吞食了左倾路线的苦果。当初他不愿谅解文强在被捕后与特务周旋的言行；现在省委的其他同志也不愿谅解王凛若“悔过”出狱的问题。

　　就像周敦琬坚信文强没有变节，不愿与之脱离关系一样，罗世文也坚信王凛若对中共事业的忠贞，仍然视之为革命伴侣。他向规劝他与王凛若断绝关系的省委其他同志含泪诉说，王凛若是好同志，他与她已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一两天的感情了，不可能分开。但其他同志仍不同意他与王凛若结婚，只是默许了他与王凛若的同居（事实婚姻）。

　　李觉鸣是在自己浑然不觉已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继续为保卫党中央舍生忘死工作的；而王凛若则是在昔日党内同志的“冷眼”、“白眼”中含垢忍辱，一如既往地利用自己的家庭条件，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照顾贫困、劳碌而又多病的罗世文。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相濡以沫，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

　　以后王凛若被迫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担任了妇女留日学生左翼联合会主席。罗世文则因左倾路线致使四川地下党组织损失殆尽，被迫转入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苏区。在自己人掌权的红色区域里，罗世文却被比他更左的张国焘打成了“反革命”，逮捕下狱，险遭处决，最后由红军战士当犯人押着参加了悲壮的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王凛若与罗世文回到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不久，因成都发生“抢米事件”，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以“煽动春荒暴动”的莫须有罪名秘密绑架（关押数年后杀害），两人从此永诀。

　　在罗世文被捕后，中共川康特委其他人已不敢再去他住处，但又担心他还留有什么文件没有处理，只得去向曾被他们视为“变节者”的王凛若求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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