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个故事片段入手，结合普拉莫提出的“故事社会学”概念与作者在本土经验研究基础上对于“不可说”（不愿说及说不出来）与“我要讲”（主动讲述型）这两类相互关联的叙述陷阱与挑战的认识，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并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这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批判性解读与复杂化分析，如何在多种方法的实践中、在扩展的田野里追寻故事套路之外的其他讲述可能，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本文也期待以性研究为例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可以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故事讲述领域，与学界就质性研究方法、日益纠结的学术和生活领域的“真相”探究展开更为积极、开放的对话。
【关键词】 故事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叙述,性
一、引子：三个故事片段
片段一：“小姐”与嫖客。①
一位中年嫖客，边从衣兜里掏小费给小姐，边问：为什么要干这行啊？小姐边穿衣服，一边不经意地说：家里太穷了，很早爸妈就死了，没办法。嫖客听到后，顿了一下，从皮夹子里多掏出几张票子。小姐接着还是不经意地说：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上学，还要供他上学，虽然我小时候成绩也不错，也想读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就出来赚钱了，小学还没毕业，能干什么啊。嫖客一听：哎，不容易啊。说着又多拿出几张票子。小姐又接着说：本来想攒点钱开个小卖部，又碰到个男的，把钱都骗走了。嫖客一听，又掏出几张票子……（结合某影片与田野故事改编）
片段二：文姐。②
陈信波：那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17岁在火车上那事吗？
文姐：可以不要那么发掘这一点不？因为非常多的人来问，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指变性）找出一个成因，或者是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一方面（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陈信波：我倒也不是纠结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想知道您那个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文姐：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一旦你把一个人的经历写上，呃，像媒体采访我，先问你谈过几次恋爱，然后报道就写，啊，他，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就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放在前面……
陈信波：就是说媒体它会把你这个事用什么成因导致这样是吧？
文姐：就是，你不说这是成因导致，但是……你非要放一个人生经历在这，就跟那个事等价的。你跳过怎么变成这样的。
陈信波：嗯嗯，跳过。那你高中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文姐：天呐。你能不能问我决定之后的事儿？（访谈记录，陈信波2015年5月13日整理）
片段三：一个同性恋的出柜。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经历青春期的小伤痛。只不过与其他人相比，我的痛苦更深一些。一个夜晚，我回忆起那痛苦的经历：我正在跟我的父母坐在一起看电视，我朝他们扔了一本书，哭着说“这就是我”，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本书是英国犯罪学者唐纳德·韦斯特（Donald West）写的，叫《同性恋》。这本书一定影响了当时英国自称为同性恋的好几代年轻人。时距同性恋解放运动还有五年或更久，这本“科学的”书至少没有那么赤裸裸的敌意，并且某些地方确实是明显激进的。
我亲爱的父母既困惑又伤心，像那时候的大多数父母一样，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坏事，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我父亲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安排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问了我一些敷衍的问题，我告诉她一些我的故事，她安排我去进行脑部扫描；幸运的是我的脑电波是正常的！她问我是否能接受自己成为同性恋者，我说我可以。于是她说，那就没关系了。我认为我是幸运的……（Plummer， 1995：7）
二、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一个批判的分析框架
以上类似的故事片段，在英国性社会学家肯尼·普拉莫（Ken Plummer）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在我的田野里也时常出现。普拉莫这样描述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向（Plummer， 1995：9-10）：
十年前，我有幸收集了一些自认在性方面与众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史。我招聘了一位研究者和一位录音誊写员，我们充满热情地动身去采访和研究有异常性经验的男女…… 每个访谈各有特色，从被性追踪而跑出屋子，到访谈若干喜欢被橡胶包住的男性，穿着制服的，在衣服上撒尿的，穿着女人内衣的，在车库和酒窖里为“厚皮革”举办聚会的……我们听到了许多故事，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他们的讲述内容很重要，但现在，也就是十年过去之后，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性故事讲述的性质以及其中相似的部分提出疑问。即，这些使性研究者好奇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正是对这些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关注，促使他写下了著名的《讲述性故事：权力、变迁与社会世界》（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一书。这本书出现在“（欧美）世界开始充斥各类性故事”的社会历史时刻。普拉莫重点讨论了研究领域中、媒体上、生活中、校园里四个空间三类常见的性故事：强奸的故事、出柜的故事、康复的故事。他把故事讲述作为一种众多社会角色参与的集体实践，构建了一个故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四组研究问题：
第一，故事的性质以及讲述策略：故事的结构、故事的意义、故事的讲述卷入／产生了怎样的情感（比如骄傲，或耻辱）？
第二，故事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过程：什么角色参与了故事生产？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愿意成为一个讲者或者听众？什么因素可能会使人们保持沉默？读者又会对故事进行怎样的解读，如何在其中找到共鸣？
第三，故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效应：故事的讲述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或者挑战有何影响？
第四，故事讲述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历史与文化因素：某类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怎样的差异性与变化过程？为什么某类故事在某个历史时刻会出现，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中会出现？不同文化中是否存在差异？故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个充满权力的政治过程？
普拉莫从个人私密故事入手，从亲密关系入手，讨论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学故事。除了众多社会角色与行动者的在场，历史的视角也拉出了一条纵轴线，让我们看到同一类故事讲述随着时间变化与时代变迁发生的起承转折。而强奸、出柜与康复治疗这三类（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典型故事也为故事社会学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检视这些当时新出现的故事的性质和它们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普拉莫试图讨论的是权力、社会变迁以及更好的社会世界的生成。
尽管普拉莫笔下的性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以美国与英国为主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也正如作者自己提醒的，要看到这种时空的局限性，要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但是故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性故事的分析策略及其生产过程、生产情境的批判式检视对于我们解读听到的故事、讲述社会学故事、促进更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同于普拉莫的讲述思路的是，我的切入点更集中：聚焦于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研究类的故事讲述，明确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在我的研究经历中，因为“隐私”与“敏感”的文化建构而形成的“不可说”（包括不愿说、不知道如何说、暂时不被记起等情况）与由于某种心理驱动、利益考量、运动需求招募而来或“读者来信型”的“我要讲”（主动讲述故事，甚至有专业的被访者）共同构成了各类性故事讲述的两大陷阱或挑战③，且相互关联。即，“我要讲”所蕴含的常见故事套路的缝隙中或者背后往往有着一些“不可说”的影子，而对于“不可说”这类故事痕迹的追寻也能更好地看到常见的故事套路及其问题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故事生产的一环，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听到怎样的故事讲述，如何解读这些故事片段？如何剖析那些经常出现的故事套路？我们又如何透过讲述的片段去想象不被表达的图景？“不见”背后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如何创造可能的讲述空间与社会条件以听到、生产多声道的故事？如何促进由被研究者、研究者、编审、出版商等多种社会角色参与的“更好的故事讲述”实践？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我将基于自己从1999年开始持续开展的“红灯区”田野调查研究及从2003年开始的女性的性与身体经验研究系列，更为综合地在方法学上提出一个批判且积极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
在方法层面，我的观察是，除却人类认知的局限（不可知的生活与事件），即便是对于可触摸的经验材料，我们的努力也还远远不够。问卷，做得够好吗？访谈，做得够好吗？参与观察，做得够好吗？经验研究，做得够扎实吗？主流学界或者侧重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青睐研究结果的写作，却似乎不屑于具象实践、思考研究过程与方法上的可能改进。即便是定量调查研究方法，相比于统计分析，对于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的质量把控依然远远不够。这些被严重忽略的议题，我归之为“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即，把研究过程、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作为分析与反思的对象，以区别于抽象层次的方法论探讨，或者教科书式的方法介绍或者技术训练（且基本是译介）（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换言之，本文是关于实践与过程研究的研究。
尽管在英文文献中有关研究过程的讨论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反思人类学与反思社会学的兴起之后）④，但在中国社会学界，仅少数学者论述了过程分析、叙述分析的重要性（相对于结构主义方法）（孙立平，2000；应星，2001；卢晖临，2004；黄盈盈，2016，2017），略多的文献侧重于讨论研究中的某种具体方法，比如个案法（王宁，2002；卢晖临、李雪，2007；王富伟，2012）、访谈法（杨善华、孙飞宇，2005；侯龙龙，2001；陈向明，2001），以及口述史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与个体记忆问题（方慧容， 2001；王汉生、刘亚秋，2006；刘亚秋，2010，2016）。整体而言，试图打开研究过程的黑匣子，以令研究者的权威性丧失神秘色彩的方法学探讨（克利福德、马库斯，2006：12），尤其是质性研究的方法讨论，基于本土研究经验的具象的建设性的方法层面的讨论，远远不够。
这也恰是本文的立足点。在中文语境中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正是在提倡及实践“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我提出的问题也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观察如何可能，访谈如何可能，研究如何可能（杨善华、孙飞宇，2005）。当然也不可避免再次触及“真实”与“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逻辑的复杂，以及故事讲述的诸多陷阱与挑战（孙立平，2000；刘亚秋，2010；应星，2001，2016；王明珂，2016，2017）。
在普拉莫的故事社会学以及已有中国学者的方法论述基础上，本文更为明确、聚焦地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我暂且将其界定为对于研究领域发生的“故事讲述”进行的社会学分析。这些故事不一定是成型的或有着清晰的时间与事件性的（常见的“叙述”或者“叙事”所强调的），不是静态的、作为结果而呈现的“语言”“文本”或“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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