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辛：怀念父亲陈旭麓

一、“出湖”的心结和眷恋

　　

　　 父亲陈旭麓，1918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一个名为白源湾的村落。他所居住的地方，屋后丘岭起伏错落，门前的小河蜿蜒流淌，一派生生不息静谧田园的风光。幼时他随姐姐去田间捉泥鳅拾稻穗，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这种恬静而充满亲情的生活养成了他对故乡十分浓厚的情意，使日后远行的他始终对这片土地情牵梦绕。寻着父亲成长的脚印，我曾专程探访了他儿时读私塾的原址，如今是锁石乡团结小学，学校的校史栏中还挂着他作为校友的简历。尽管爷爷供其读书的出发点是希望他日后从商，并由此光宗耀祖，可是他却并非如此想。因为父亲从小常听村里的老人说某某人“出湖”了，那也就是在说此人出息了。而“出湖”的本意就是越过洞庭湖，意味着胸怀大的境界，去见大的世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从乡间的私塾先后来到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以及当时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求学，“出湖”之说时时激励着他努力学习，孜孜以求。以后，他又受到进步思想的感召，筑下教育、科学救国的理念，并因此开启了他长达45年的教育生涯。

　　

　　 我们姊妹兄弟五个自小耳濡目染父亲的为人处事，也深受湘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一口腊鱼腊肉、猪血丸子，总会勾起他对家乡的浓浓情思，而出生在上海的我们对这些也常常食之如饴。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来到上海的，尽管在此生活了40多年，浓重的湘音却始终未改。他给研究生上课竟然需要高年级的同学作翻译，由此出现了多种不同方言版本的传译，引为笑谈。

　　

　　 1981年的暑期，我与陈同相约从郑州和沪上出发会聚长沙，代父亲去看望“文革”初期因成分问题而遣返乡下的年迈奶奶，看望在“文字狱”年代里，因一句调侃的语言竟遭受八年牢狱之灾的姑父。那是我们兄弟第一次回乡认祖，父亲非常高兴。1985年秋天奶奶离世，正逢父亲教学科研繁忙无法分身，他深知我在江西临川插队摸爬滚打九年，熟悉农村习俗，特地把我叫到身边，嘱托代其回乡奔丧，并提醒湖南乡下的种种风俗习惯，言之切切，尽显孝子、慈父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毫无顾虑地踏上回乡之路。直至1980年末，父亲去湖南开会讲学，才顺道回乡一次。1982年，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回湘任职，力邀父亲就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为此，父亲踌躇再三，一边是故乡在召唤，另一边却是家庭的难以割舍。因为母亲去世后父亲未再婚娶，要是成行，我们子女一时又无法陪伴前往，再则看着我们姊妹兄弟多未成家，心动之余，他选择了留沪，打消了赴湘的念头。可是即便如此，父亲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仍溢于言表，他在《湖山情思》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趁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

　　

　　 父亲一生对家乡绵绵的眷恋之情也深深地浸染了我。多年来，我也尝试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家乡尽绵薄之力。我与在沪的双峰籍有为人士，成立了同乡会，建会至今十多年，我们坚守助学寒门子弟的宗旨，在沪双峰农家学生获资助的有数十人。我想如果父亲仍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的。

二、颠沛流离的三地教员

　　

　　 2011年清明前，春雨绵绵，春寒料峭。我从黔省城驱车一路高速40分钟便到了修文县。贵阳的表弟洋洋、合肥的表妹劲松陪着同往，去寻找父亲母亲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据当地老人说，抗战时节，这条路没有一个晌午是到不了的。1943年3月，父亲刚满25岁，就出任了修文中学校长。68年之后，我也来到这所学校，时任校长，也是该校毕业生的袁曜热情接待了我们，他拿出了学校70周年校庆的纪念册，其中清晰记录了学校的往事与变迁。修文中学建在龙岗山上，立于此间，俯身望去，修文县城尽收眼底。蜚声中外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创立的龙岗书院旧址就在此地，这为修文中学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父亲在这里一定能感受到这种持之久远的历史文化影响。更应该说明的是，修文还是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起步之地，这对于他来说意义非比寻常。1982年秋，他重访这里，就留有“休忆年华伤逝水，眼前风物细评量”的诗句，抒发了久别后的感叹与感慨。

　　

　　 父亲在修文任教任职仅一学期，因闻报爷爷病重，便在暑期赶回湖南，遂即就教于家乡青树坪起陆中学（今双峰二中）四个学期。起陆之创建，是为了完成辛亥志士禹之谟兴学育才的遗愿。如今那儿人丁兴旺，二中也成了当地的骨干学校，小有声望。

　　

　　 1945年的初夏，父亲又来到了陪都———重庆，通过大学同学介绍进入赣江中学任教。父亲的性格耿直，他在此校亦不顺遂，特别是在渝接受了民主文化人士的进步思潮的感召，在那他也仅待了不到一个学年。赣江中学是抗战时大后方为江西籍子弟办的学校，当年的地址是：巴县冷水场赣江街84号万寿宫。抗战结束不久，学校就已停办。寻找旧址，如果没有重庆同事的帮助，确是不知方向。当今大名鼎鼎的国宝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是赣江中学的学生，我们循着他的线索，找到了昔日的“冷水场”（现已改称为“人和场”），而原有的万寿宫庙宇早已不复原来模样，只剩石门斑驳，残垣断壁。武汉大学的夏渌教授在父亲去世的唁函中曾提及，他与父亲曾在赣江中学共事。

　　

　　 经过寻访父亲在黔湘渝从教过的这些不同地方，我感触良多。尤其是想到父亲辗转三地，颠沛流离地糊口求生，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遥想当年国难当头的岁月，父亲一定会在教书授业中去思索教育救国、教育为本的含义和路径吧！

三、留给儿女的印痕

　　 人名只是个符号。汉族的几百姓氏中大姓又相对集中，因而单姓单名重叠的颇多，以致有几十万同姓同名的。陈姓，属人丁兴旺的姓氏，据匡算，位居第五，在全球华人中陈姓超过八千万人，我们便是其中的成员。从字面上看，我们的名字直白而易读，没有生僻字，但都有着明显的历史印迹或寓意。大姐林林是五人中仅有的双名，却是叠字。我曾问父亲：“大家都是单名，为何姐姐搞特殊化？”他笑着反问：“单木能成林吗？林林就能成森林。”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号召植树造林。哥哥名“思”，与当年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着直接关联。随后，单名开始延续。二姐曰“克”，克敌制胜。她出生时，正逢抗美援朝凯旋，是名副其实的男孩名。我名中的“辛”字，则直接取自《辛亥革命》书名的第一个字，此书由父亲所写，于我出生的那年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专著。弟弟称“同”，源自“天下大同”这一传统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表述。近人康南海有《大同书》对此加以新的阐释，这也是父亲治近代史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从取名的不同缘由来看，我们五个子女的名字多少都与父亲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

　　

　　 1970年3月30日，父亲52岁生日的前一天，刚满15岁的我赴江西临川插队，此前思兄已奔皖东和县，克姐远走东北延边，我们三人不行同道，天南地北。为此，父亲特意写了一首《送辛儿赴江西插队》的词。尽管词中透露出那个年代的浓厚气息，但也表达出了一个为父者对子女成长的殷切期望，并体现出他深切的爱国情怀。如今再读，我会想起儿时每周父亲要求我们练毛笔字、写作文。作文题目同一，不分年纪大小，我想那是他读私塾因材施教的翻版，陈克总是获得第一名。我常敷衍交差，挨过父亲的骂。记得一件有趣的事，父亲烦蚊子咬，号召兄弟姐妹在屋里捉蚊，须验明正身，他有奖励。我悄悄地带着抹上肥皂的脸盆，到门前河边晃了几下，几十只蚊子立马成囊中之物。拿去验身，父亲哈哈大笑，家中那么多蚊子还不咬死人？遂取消我的参赛资格。现在想起儿时耍小聪明，仍忍俊不禁。父亲不是圣人，诗中抹不去时代的印痕，但是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拳拳之心跃然诗外，存我心窝。

四、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

　　 1970年4月19日，母亲陆鸿逵患宫颈癌离世，时年仅51岁。母亲是抗战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是父亲的学生。1947年她与父亲在重庆订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沪上时代中学任史地教师。此前她还做过护士、法院的调解员。母亲非常能干，内外兼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代知识女性。我们姊妹兄弟的衣裳都是她亲手裁制的，她炒得一手黔湘川菜，至今想起还会勾起我的口涎，回味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熟悉病理常识，所患病症她本人早有觉察，只是不敢去医院医治，错过了早期手术的时机。因为那时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身陷长兴岛五七干校劳动，母亲怕被当作躲避运动的典型牵连父亲。半夜时分，母亲弥留之际，父亲是靠着一位好心的学生，踩着自行车驮着他，从长兴岛往家赶，一路走到天明……母亲撒手于家中，父亲总算在榻前诀别。

　　

　　 母亲离去，父亲很是悲伤。我当时刚去江西农村20天，接到电报，急忙往回赶，一进家门我抱着父亲痛哭，他也不停地流泪，那一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父亲为排遣心中的苦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悼鸿逵》三首七绝诗：

　　

顽强从不计艰辛，竟使恶癌误此身。

撒手小楼成永诀，骨灰一盒作新坟。

梁燕离巢初学飞，归来重雾失喧闹。

声声只唤妈何在，化作啼鹃泪满衣。

海滨风雨久相依，垂老那堪失伴飞。

夜静悄听梯步响，犹疑抱卷迟迟归。

　　

诗句中流露出他的多重真实情感，既有对母亲为人的由衷赞赏，以及诀别后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也有对自己的孩子痛失母爱的伤感与悲哀。在我们儿女的目光中，父母的感情至深，他们贵阳相识，他们重庆缔缘，他们沪上携手，一路走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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