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鑫:对话前“缅共”
唐德鑫,旅东南亚学者
2018.07.12·缅甸仰光
对话嘉宾:Ma Ni Maw(玛尼莫)
翻译:Aik Shan(高华)
访谈前:因为一篇约稿,Ma Ni Maw(玛尼莫)与我结缘。这是第二次邀约见面,玛尼莫向我赠送了她最新的一本著作,书名翻译名为:《既不和平,也不发展——成千上万的人民》。这是一本批判缅甸当今社会发展现状的著述。
出生于1956年的玛尼莫,现年62岁,是小有名气的缅甸女作家。她有着特殊的经历——18年的“缅共”生涯。如今的她,依然笔耕不辍,从事着回忆录写作,和政论批判,呼吁新政府,对缅甸社会的“革命”。
本文为访谈记录,有删节。
Tang: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吗?
Ma:是的。
Tang:我看您的文章,您曾于1989年,以“难民”身份,从缅甸逃到云南。
Ma:是的,在1989年的4、5月份之间,我们“缅共”彻底失败了,被缅甸政府军围剿,我们只能撤向中国边境,从佤邦进入云南,待到了年底(注:缅历,即公历4月份),才又回到克钦邦。
Tang: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Ma:在70年代,“缅共运动”如火如荼。1975年,在勃固丛林(注:缅甸勃固(Bago)山脉的山区,曾是缅共的中央根据地)经历失败后(是年,缅共第四任主席德钦辛和总书记德钦漆牺牲),缅共中央撤到了缅北佤邦,其他像掸邦、克钦邦等少数民族,也有分支。我是在缅共中央服务。后面缅共运动彻底失败了,我们迫不得已,进入到云南腾冲等地。1990年的时候,克钦邦武装跟缅甸军政府和平谈判了,我们才得以回到克钦邦。1994年,我才回到仰光。此前一直在克钦邦。
Tang:你在云南待在哪个地方?
Ma:先后到过腾冲、片马小镇。片马镇是云南傈僳族的集中地,我们在一个傈僳族的村庄呆了8个多月。1990年,4月17日,缅甸新年——泼水节前夕,我们才又回到了缅甸。
Tang:现在还怀念那些地方吗?
Ma:想念,只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的书里也写道,当年缅共被地方武装驱逐后,我们就一直往中国边境逃难。当时我们是遇到了一个难民问路,难民向我们指引,然后我们就往片马的一个傈僳村去了。后来,我们就在那条傈僳村住了8个多月。那个时候,缅共还补助我们。
1990年,从缅共分裂出来的克钦武装,本来是缅共101军部,后来改造为克钦新民主军(NDAK)。1990年1月,他们跟缅甸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于是我们才回到了克钦邦,才开始协助克钦武装的发展。
Tang:你当初是出于什么想法,想去参加革命?
Ma:1962年,缅甸奈温将军政变,军政府上台,缅甸局势很动荡。那个时候,大学里有很多人受到了共产主义信念的影响,而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缅甸军队经常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很残酷,有些眼睛被弄瞎了,有点酷刑断手了,我身边几个朋友都这样。我亲历身边的这种遭遇,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报复心。那是1973年,我17岁,即加入了缅共。
Tang:您当年去缅北参加革命,家里人知道吗?
Ma:我是1973年进入大学的,1977年的9月份,大学即将毕业,我们4个同学,其中有我远房亲戚,算是堂兄,还有一对男女同学,后来他们成了夫妇。我们就商量,到缅北去接受训练。家里人当然知道,极力反对。于是我们就偷偷的去了。
我们当时是看到,身边的亲戚、同学被军政府孽待了,内心激起极大的愤慨。1977年的9月份,我们就到了缅北。
Tang:您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否想过,会连累到家人?
Ma:9个,我排行第6。也想过,但是当时革命的态度更坚决。
Tang:兄弟姐妹们也有像您这样,激昂慷慨的参加革命的吗?
Ma:他们都同情老百姓的遭遇,精神上也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但是他们行动上还是保守的,没有参与。我父亲是政府官员,但是,他其实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大,也经常暗地里看共产主义的书。而我父亲的亲弟弟、我叔叔,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在我未出生前就已经参加革命。1955年,当时他们开始跟政府和平谈判,他曾经回到家里探望,而我次年才出生。
Tang:当时您到缅北,对于革命,是怎么理解的?
Ma:当时毕竟是学生,没有多想。1975年,缅共遭受很大的挫败。在勃固,缅共的很多高层,都先后牺牲了。我们学生时代,事实上,缅共势力已经趋于倒台了。而部分残余的势力,撤退到缅北,当时想重新整顿,并宣称说,中国共产党会资助我们。
当我们到了缅北,我们的革命方式,基本也模仿当年的中国。在勃固森林打游击战的时候,我们被政府军围攻,缅共的高层,基本被消灭殆尽了。而有些领导,也撤退到中国云南。
Tang:在缅北佤邦,对您重大的影响,有哪些?
Ma:一个是革命信仰,更加坚固了。一个对私人而言,是认识了我丈夫。
我丈夫,是仰工程大学的工程系学生,在一次学生反政府事件中,他是学生领袖,也参与在内,从此就被军政府的情报机构派员跟踪。所以他也逃到缅北。我们在缅北认识,后来恋爱、结婚。
Tang:当时的整个缅甸,大学氛围都特别紧张吧。
Ma:从1970年到1977年,缅甸到处都是“学生事件”。那个时候,奈温将军每年都抓很多学生进监狱,也时常关闭一些学校。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一年只有2-3个月的上课时间,其余时间都关闭了。直到现在,缅甸的大学里,基本都没有学生宿舍,就是军政府时代的“遗产”——避免学生运动。
Tang:您到缅北后,有接受武装训练吗?
Ma:那个时候,缅北确实受到了中国方面的资助。还有电台。在大城市,由于军政府的镇压,我们经常恐惧。到了缅北,远离军政府,加之中国方面的物质支持,我们反而很安心。在缅北,由于去的人,一般都是一个小群体结伴去的,也自然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
由于我是女性,我并没有参与军事科目的训练,我只是负责电台,做新闻主播,也经常宣讲一些共产主义的文章。那个时候,大量各地去的大学生很多,氛围很自由。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大部分学生都受他的影响,文化素质也高。很多都是学校精英。
那个时候,我们背井离乡,甚至背弃家庭,到艰难的缅北革命,也都幻想,能够像中国革命一样,挨过艰难的几年,就能革命成功,缅共执掌政权,建设国家。没想到,89年就彻底垮台了。
那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无路可走。
由于缅共的基地,与中国只是隔着萨尔温江(注:中国称“怒江”),交流便捷。除了物资,中国也经常资助些革命电影,也有些军事教材电影,比如教导丛林作战之类。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支持,很到位,我们至今心怀感激。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著作,也非常受欢迎,有缅文版,有英文版,影响很大。毛泽东语录我们也背,革命歌曲也听,我还能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随后她用蹩脚的中文唱起了《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片段)。
Tang: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片段,让您经常想起的吗?
Ma:有,很多。1977年,到了缅北后,我获得机会,第一次到了中国伟大首都北京。非常激动。还比如,1978年,缅共中央要求我们,2人1队,学习中国,上山下乡考察。也是十分怀念的岁月。
当时,我们有11个人,2个是女生,分几个小队,同时出发,一直走,到了澜沧江。我们走过的村庄,有掸族、佤族、果敢族、阿卡族、瑶族等等。沿途,我们记录和研究这些劳苦大众,然后广播、宣传。前后我们花费了1年时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也真的让我接触到了大量民间疾苦。
当时,中央考虑到我们女性,还特意给了1匹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缅共 缅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