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牛鬼蛇神录》罗钢

　　

　　

　　 罗钢是我的第一个扒手朋友，也是我在九号碰到的举止最像电影中的西方人的“同犯”（这是干部要 求人犯互相称呼的称号）。他皮肤白而白皙，大眉大眼，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他的感情。比 如大张着嘴巴，将下巴一歪，表示吃惊或不屑，或示意他述说的事情不凡，用耸肩或向上翻眼表示无可 奈何等等。从中国人眼中看来，这种举止给人轻浮、不安分的印象。

　　 文化革命的高潮时真是扒手的“盛大节日”（列宁曾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罗钢自得地告诉我， 他参加了“湘江风雷”，参加了抢枪。在 24 中附近的武装冲突中，被保守派击中负了伤，成了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抢了军火库中的几辆卡车，他学会了开车，但却从来不挂高速档。他学会了使用 59 式手 枪、半自动步枪、机枪，却从来不能拆开枪支。文革前的中国，这些事老百姓从来不能问津，更不用说经常出入看守所的扒手了。

　　  虽然罗钢从未向我说明他是个扒手，但他却毫不掩饰地向我讲述各种只有扒手才知道的事。他满嘴黑话，我开始很难听懂他那些黑社会的专用词。比如他从不称士兵或战士，而叫他们粮子，“当兵吃粮”的意思。他不说“三、四、五、六、七”而说“江、都、神、少、拐”。称钱为大叶子，称粮票为小叶 子。

　　 罗钢对我非常友好，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造反派的缘故。他喜欢哼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 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小调“取下你的口鼻罩，看看你的长模郎，你如果没有嫁人，可一定要嫁给我”。罗钢是恶作剧的好手，他告诉我，他小学快毕业时和他的男同学一块对女同学逐渐隆起的乳房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们很想摸一摸那奇怪的东西，看是什么感觉，但又不敢冒失。他的同学与他打赌，如果罗钢 能摸到那东西又不惹女孩子生气，他就能赢一块钱。罗钢马上答应：“我们打赌，如果我做不到，我付你一块钱！” 

　　 第二天，他与这个同学一边交谈一边朝迎面走来的女孩子走去。罗钢有意不看女孩子而专心于他的同学扯谈，等他与女孩子擦身而过时，他故作无意地转过头吐痰，痰正好吐在女孩子胸口。他故作吃惊，马上掏出手帕，不迭声地道歉，并用手帕在女孩子的胸口擦起来。当然那女孩子没生气，还不断说“没关系，没关系。”罗钢体面地赢了一块钱，也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有次罗钢问我“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玩？”我说不知道，他自己回答“人玩人”。显然他指的是性，他的享乐观实在令人为他害羞。他有时站在床上做出双手按着女人乳房的样子，闭着眼睛扭屁股，润着 他味，那种有经验的样子使肖福祥悄悄对我说，“他的案子一定与强奸之类的事有关。”我虽然没去探究 他究竟是不是单为扒窃案进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不敢正面澄清号子里关于他的案子与强奸女人有关的谣传，这本身就说明这件事已够糟糕的啦。有天我问肖福祥，“你怎么想到罗钢的案子与强奸有 关呢？”“上周，他预审回来，显得咪劳的，我问他‘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呀？’他像垫在床角 的蛤蟆，颤是个颤，还要硬撑，告诉我，一个好厉害的预审员——还是个女的——问他‘进去没有’，‘出了水没有’你想想看，还是个女的！” 

　　 罗钢另一件最感兴趣的事是“打狗”，即拣烟屁股。每次被提讯或者出去挨批斗时（这在文化革命中是常有的事），罗钢都要打很多“狗”回来。下象棋，下围棋，猜谜语，做数学题，我看不起罗钢，但在没有火柴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办法生火，他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首先从床上的草席上扯出几根草搓 成一根细细的草绳，然后用被褥上的一团小棉絮包起来，用一块木板压着这团包紧的棉团在床板上猛擦， 他擦得满身大汗时，棉团开始冒烟，他马上解开棉团，轻轻将冒烟的草绳吹出明火，然后几个抽烟的家伙凑过去，用那根草绳上的火点燃他们用烟蒂卷成的香烟，大口大口地过烟瘾。 

　　 另一件叫罗钢头疼的事自然是饥饿。肖福祥比罗钢早进号子两三年，他已坐了 4 年牢。他饭量比罗钢小得多，但 4 年下来已瘦得不成人样，才不到 30 岁的年纪，头发已由于缺乏营养而掉了一大半。再大的胖子，在这里饿半年就会瘦得亲人都认不出来。每天吃饭前，人犯都站在门旁，像在等待盛大的事 情一样。饭一进来，罗钢这类身强力壮的人马上抢着去挑那些看去满一些的钵子。菜是由值日的人犯用 勺分在各人自己的菜钵里，分菜时菜钵拢在地上，人们围着观看，眼睛都鼓得像牛眼睛，好像在观看一件利害相关的决策。有些人不时为了分菜不均而发生冲突。 

　　 罗钢对这折磨人的饥饿想尽了办法来对付。他能做的真正有效的事大概只有两件。一件是他趁每次放风时，在院子里扯几根野草。放风是不定期的，我记得我在左家塘近两年，只放了三次风。肖福祥说文革前每个月要放次风。每次放风时，所长和看守士兵轮流把每个号子的人犯放在院子里，让他们散步 十来分钟。每次放风时罗钢居然抓到了一只癞蛤蟆。一进号子，他就把这只蛤蟆生剥了皮，还没等它停 止动弹，就活活吞进肚里。为了帮助吞咽，他还自己拍拍胸和肚。另一件罗钢能做的事就是“买饭”。号子里一些最穷，家里没有人送衣物，食量又不大的人，发觉饭是号子里价值最高的东西，于是有了饭的交易。罗钢向大家称为“少老板”的人和另一个乡下进长沙做生意（那时任何非官方的生意都是非法 的）的人买饭。少老板是位 30 开外的小个子。据说他的家族原来是长沙有名的有国民党背景的资本家。他父亲是很有钱的大老板，1949 年后被共产党革了命，这位少老板失了生计，于是学会了做非法的粮票 生意，自然成了左家塘的常客。他在九号不失他会做生意的本性，看见饭是做生意的好对象，于是以一件旧衣服或近一元监票的价格卖一钵饭。监票是左家塘当局发的一种只能在左家塘流通的油印纸币。我 们只准使用监票请干部买东西，不能使用和保留现金。少老板每星期能卖一钵饭，卖饭的那天，他睡在 床上不起来，早饭就免了，快到吃午饭时，他饿得只翻白眼，睡不着，也起不来。这种交易自然是违反监规的事，谈交易都是躲过众人的耳目在屋角落里进行，其他人很少知道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据罗钢讲， 一钵饭的价钱大概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或外面一钵饭价钱的 10 倍左右。不要多久，罗钢能换饭 吃的衣服和监票都换掉了。

　　 家里有资助的人想尽办法让家属送食物进来。他们一般是托被释放的人带口讯回去，请家里人用非 法的办法送食物进来。比如把猪油装在空牙膏皮中送进来，把猪肉松装在棉衣里或棉絮中送进来，把葡 萄糖当药送进来等等。用饥饿惩罚犯人大概是中国监狱的传统，因为民间早有饿牢鬼的说法。文化革命中共产党加强了这个传统，连允许送牢饭的传统也改了。有次罗钢饿得实在难受，开始哼夜歌子来转移 自己对饥饿的注意：“人在世上哪般好，顶不得路边一兜草，草是逢春又发生，人死一去不复生……” 突然刘所长哗啦一声把门打开叫肖福祥提讯。肖福祥慌慌张张地从床上跳下来穿鞋。这时刘所长向罗钢吼道：“唱什么呀？唱什么呀？”罗钢正好逮着了机会，迎上去对刘所长说：“报告干部，我实在饿得想 吊头，我犯了什么事，你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打 50 大板，我都愿意，总比这 样活活挨饿要好。”刘所长知道罗钢是那种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盐的家伙，面带一丝笑意地答道，“你还想过修正主义腐化生活呀，可没那么便宜的事，这就是要改造你的腐化思想。我们共产党从不打人，也不 会判乱刑……”罗钢马上接上去：“只是要把我们饿服帖！”刘所长面转怒容：“老实点，不要胡说八道。”

　　 刘所长的话并没有兑现。不久他就被新来的军人所长徐络腮代替了。徐络腮是当时对湖南实行军事管制的 47 军的一个排长。军队来的干部大约于 1968 年中全部代替了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 的干部。他们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打人。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犯有“打电话”的习惯，这就是邻居 号子里的人通过相邻的两个窗子互相交谈、传递信息，或者两个对面号子的人站在前窗上用手划字传递信息（被大家称为“长途电话”）。有天徐络腮抓到一个“打电话”的人，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去， 接着就听到一阵用木棍打人的声音。我爬到窗前去看，可以隐约见到徐络腮挥动木棍打人的影子。被打 的人用手护着头和眼镜。从他的眼镜，我发觉他很像和我同一个案子被抓进来的湖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国辉。为了肯定我的判断，我大声叫道：“周国辉！”被打的人果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是徐络腮又抡棍 乱打。我忍不住喊起来：“不要打人！”这一下惊动了整个监房，很多趴在窗口观看的人都叫起来：“不 要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声此起彼伏。徐络腮掉头朝九号走来。我知道今天少不了一顿毒打，马上加了一件衣服。罗钢一定要替我戴一顶帽子，被我拒绝了。他小声道：“挨打的时候用手护着头和 肚子，别的地方都有骨头撑着，这两个地方千万别让他们打坏了”。徐络腮打开九号的门，怒声道：“刚 才谁叫喊？”“是我。”“给我出来！”我一进办公室，徐络腮抡棍就打，铺头盖脑。这时所有的监房都叫起来：“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看守的士兵站在院子中间听见哪边叫就朝哪边扔石头，跳来跳 去。他向北边扔石头时，南边的吼声又起，他向南边扔石头时，北边又是一片吼声。罗钢自然是最积极 的一位，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不久监房院子大门敞开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拥进来，散布到每个号子门口，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来了几个大官模样的军人，把我与周国辉叫到监房外的预审室，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其中一个瘦小个子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提，不许闹事。”我的意见很简单： “他们这几天几乎天天打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是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吗？”“打人当然不对，闹事就更不对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正在朝有利 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而我和周国辉过去所在的“省无联”的成员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省无联”平反。47 军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政局会如何发展，他们也看见过 1967 年夏天“湘江风雷” 平反的情形。所以 47 军的官员当时对因“省无联”问题坐牢的人采取一种谨慎和不作结论的态度。因 此那次闹事没有导致官方的报复，打人的事渐渐减少了。

罗钢与我的英文老师吴德显都是正统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工联的“治 安指挥部”挨过重打的人，他们都有丰富的挨打经验。吴老师的肝脏被治安指挥部打坏了，时常疼痛。 他是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员，四十年代曾在美国受过训练。1949 年他随程潜起义，投降了共产党。他后来被送到一所干部学校洗脑，洗脑后被分配到一个钟表店当职员。1964 年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 清经济）运动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的美国和国民党背 景自然是最好的活靶子。他被人检举“奸污妇女”而成了批判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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