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说不尽的聂绀弩
上初中时我就知道了聂绀弩，那是因为读了他的杂文《兔先生的发言》。文章很好玩，一开始就说：“森林中间的大宴会，东道是狮先生，来宾有象先生，熊先生，虎先生，豹先生，狼先生，狐先生，鹿先生，野猪先生，野猫先生……所有森林里的大亨乃至小百姓都一齐请到了，更是一齐都出席了，谁敢不出席呢？用新闻语说，就是‘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而叨陪末座的是我们的兔先生。”“我们的兔先生”本来是狮先生、虎先生等盘中餐、腹中食，可是还要在大宴会上为这些大亨唱赞歌，得到的只是没有成为大亨肚子里的填充物、破例地死在自家的床上。引起我对丛林法则憎恨和为弱者而悲哀。这就是少年时代对聂绀弩的印象，后来一听到聂绀弩，总把他与兔先生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
从新体诗到旧体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聂绀弩家又是客人踵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白发盈颠，骨瘦如柴，面部塌陷，目光板滞，弓着背、辗转于床笫的老人。谁能想到他曾经有过的风流倜傥与卓越辉煌？
绀弩少年时开始写诗，小学毕业就发表作品，被视为少年才俊；成年即投入革命，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毕业后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与蒋经国、邓小平等政坛上许多风云人物同学；三十年代加入中共和左联，一直在文化战线上英勇奋斗；一九四七年被中共派到香港，后担任《文汇报》主编；一九四九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五一年奉调回国。如果说中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话（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聂绀弩也是出了一份力量的，当然，主要在文化战线。他对这个自己参与造就的国家有着旁观者难以理解的热忱。为此，他写下长诗（新诗）《山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歌》，像胡风在建国时写的《时间开始了》一样。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改朝换代，每朝的开端都不缺少颂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周颂”和“大雅”中的一些篇章就是歌颂周如何以赫赫武功取代腐朽的殷商的。然而聂绀弩等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歌颂与历朝历代颂歌绝然不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面临的不是治乱兴亡、相互交替中的新王朝的兴起，而是开辟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光明时代。他们觉得自己所参与的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功伟业。历史上兴盛衰亡都碌碌不足道了，甚至连时间都不能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些只是历史的序幕。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时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始。
绀弩在《山呼》中深情地说：“多少年辰以前，／先知就告诉我们：／将有一个日出。／饥饿么，日出了就好了，／寒冷么，日出了就好了，／痛苦么，日出了就好了，／恐惧么，日出了就好了！”
然而，这样好的日子在历史上不曾有过：“我们的先人，／连那预言日出的先知，／谁也没有看见过日出，／谁也说不出日出的确期。／多少次鸡叫，／月落，／东方发亮，／我们都以为是时候了；／然而都失望了！／不过是个神话吧？／不过是个幻想吧？／不过是寓言或谎语吧？／它不会来，／我们全看不见，／我们几乎绝望了！／谁知／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却真的日出了！／我们真看见太阳了！／真是真的么？／／看见了太阳，／才更觉得以前的暗黑，／才更悔恨过去的日子都白过了。／不但我们，／我们的祖先，／自从用两只脚走路以来，／千万年，／千万代，／都在长夜里苦了一辈子！／不能把过去拉回来，／不能叫祖先活转来从今天过起，／我要为这永远的遗憾痛哭！”
从此，在这块土地上永远是春天：“春天来了，／从今天开始，／那历史的春天，／人民的春天，／生活的春天，／感情的春天，／思想的春天。”“春天，／会和我们水乳交融，／会和我们投合无间，／会和我们永远同在！／今天是开始的日子。”“瞎子眼亮了，／聋子会听了，／哑吧说话了，／瘫子走路了，／傻子聪明了，／枯骨长肉了，／死人复活了，／鸡鸭能飞了，／牛羊能跑了，／猪变成野猪了，／猫变成老虎了，／我们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
虽然此诗从行文到逻辑稍有欠缺，但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激情。他深爱着这个时代，因为他也是这个时代的缔造者。正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他参与创造这个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近几十年，有个流行语叫“革命吞噬着自己的儿子”，我却以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革命在虐杀自己的母亲。
绀弩出身接近社会底层，还是个“帮匪不帮官”风气浓重的湖北人，又喜好交游，带有江湖气是很自然的。绀弩的朋友很多，甚至也有国民党高官如康泽、谷正纲、邓文仪等。朋友多本来是开放社会中的人脉资源，绀弩在解放前的三四十年中，生活极不稳定，许多时候就是靠朋友解危济难。可是到了极其严密的行政组织化社会，朋友就成了个人生存发展的包袱，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至少也会被组织认为个人经历复杂，难以信任，一有运动，就是首当其冲的要被清理的人物。
绀弩一九五一年才从香港调回，起初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忠诚老实运动”，他都没有赶上。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之而来的“肃清反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刚刚回来不久的聂绀弩被触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三○年代，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胡风介绍的！此时胡风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文艺界领导的思考逻辑就是：当年与胡风那么亲密的聂绀弩怎么能够置身胡风事件之外呢？此时文坛上的重要领导，几乎都是与鲁迅对立的人物（所谓“四条汉子”云云），而胡风和绀弩又是追随鲁迅，在他们看来都是属于鲁党的人物，何况他比胡风历史更复杂，与大特务康泽关系很密切呢！康泽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后，绀弩在香港发表了一篇《记康泽》，按照解放初写反动人物的标准，这是一篇美化战争罪犯的文章。因此，把绀弩揪出来，隔离审查，在当时实属必然，没一点偶然性。
重释《反省时作》
“隔离审查”在五○年代初还是个新鲜事（尽管在延安整风也有过，但有那个经历的在党内也是极少数），这对于刚从香港回来的绀弩是极大的刺激，与他当时的思想形成极大的反差，于是写下了《反省时作》六首，记录了运动全过程，也抒发了难以名状的悲情。本来是搞新文艺的，而且又是写过一些新体诗的，绀弩为什么突然用旧体诗抒怀呢？这里先应更正一种说法：“聂绀弩写旧诗，本属游戏。一九五九年他在北大荒劳动时，上级指示每个人都要作诗，说是中国要出多少李白、杜甫。聂绀弩遵命而作，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交上去，领导宣布他作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一场荒诞的游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组诗就是证据。至少在一九五五年他就开始用旧体诗来描写他的现实心境了。再往早一点说，绀弩从三○年代就开始用旧体写讽刺诗了。不过这些确是游戏之作，真正表达自己心志的还是新诗。
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绀弩不用惯用的新体，而开始认真地严肃地写起旧诗呢？我以为，首先，是它要表达的内容决定的。绀弩追随中共数十年，此时入党也有二十多年了，用他诗中的话说就是“千百万年归正果”。绀弩之所以用“正果”这个词，他觉得加入中共不仅是自己个人的正确的政治选择，而且也代表了数千年来进步人类的向往，他正是抱着这个信念生活与工作的。但现实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获谤，而且冤沉大海，是非莫辩，无由分说。这种情感是传统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从屈原开始，这个题材就成为诗歌的主旋律。钟嵘还对历史上的各类人种种不被信任的遭遇作了一个总结，并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是读过传统诗歌作品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的，但新体诗很少有这方面的题材，更缺少可资借鉴的作品。这是其一。
其二，旧体诗是文言的，而且惯于用典，可以给作者与读者造成理解障碍，或说间离效应，因此，大多旧体诗缺少白话新体诗的直感性。绀弩还有其他一些写旧体诗的朋友，写旧诗不是为发表，而是为了一排愤懑，最多也是只给周围小圈子里的朋友阅读，因此，它是不避曲折隐晦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情感全部一体化的社会里，这类表达是犯忌的，表达者是充满恐惧写作的。他要表达的东西不仅社会不允许，而且自己的理性也不允许。例如这样的诗句：“多情故作无情样，没齿难忘切齿声。”如果翻译成白话：“斗争会上，我内心激荡，却装成一段呆木头；但我直到死也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切齿批判。”这样述说恐怕作者自己看了也会害怕，而且直白没劲，但化作“没齿难忘”云云不仅和缓典雅，而且还滋生出许多文字趣味，会引起更多的联想。所以，许多作者写旧体诗和用文言写作，既是有意软化自己的激情，也是“反侦查”的一种手段。
当然，使用旧体诗表达的前提是能够熟练地掌握这种诗体。绀弩经历过旧式教育（自幼上的是私塾和半私塾式的小学），受过对对子、联句等基础训练，因此出手不凡，合于格律的句子往往张口即来。《反省时作》是现存聂诗中较早的作品，无论从气韵神采、谋篇立意、遣词造句均属上乘，可见绀弩早就有写作旧体诗的能力。下面是《反省时作》的原文：
一
十姨爱嫁伍髭须，千古荒唐万卷书。庭户机声罗汉豆，海天月色美人鱼。敲诗白日从君永，止酒桃花笑我迂。一石未含精卫老，此生误尽闭门车。
（运动之起，幻像迷离）
二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发动群众、打态度）
三
昨日相逢酒一卮，今朝舌骋万雄师。地无裂缝天无路，你是何人我是谁。千百万年归正果，三十六路伐西岐。夕阳款款来非暮，及见花前雨后枝。
（斗争会上众生相）
四
末座叨陪百之五，会场祗候再而三。先生遗行宁无有，少日闲情已不堪。勇奋辈侪千臂膊，热煎衰朽寸心肝。隔窗忽见檐前月，徙倚匡床暗自贪。
（定性定案）
五
朝朝雨雨又风风，梦断巫山十二峰。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盘盘棋打鸳鸯劫，出出戏装宇宙疯。四顾茫茫馀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定案后的回想）
六
多情故作无情样，没齿难忘切齿声。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经风止水蛾眉皱，隔牖疏星鬼眼瞪。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反省）
《反省时作》六首是好诗，也是宝贵的社会史料。经历了三十馀年锐意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甚至是不谈阶级斗争）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当年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了。这组诗为我们提供了五十年代初文化机关“阶级斗争”的范本。记住，那时的文化机关的人们还是多多少少保留一些文明习惯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人的温情的。这些随着政治运动频繁，不断被扫荡，等到了文革，只剩下赤裸裸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了。
分析这六首诗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工作，因为，我曾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运动做过些许研究，六、七年前，还写过一篇长篇随笔——《说运动》，曾在山东出版的《社会学家茶座》上连载，二○○九年收在我的随笔集——《采菊东篱下》中。该文对每次政治运动中不同阶段特征和运动中的群众心态都有所剖析，这些恰能在绀弩《反省时作》中得到印证。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这组诗，否则我会引以为证的。
这组诗的顺序也与我分析的运动次序很相近。一首是写“运动初起幻像迷离”，二首是“发动群众、打态度”，三首写“斗争会上，个个奋勇争先，刺刀见红”，四首写“定性与定案”，五首写“定案之后的心态”，六首写“最后的反省”。
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一场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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