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在中国发现性革命：一个“自娱自乐”的社会学家自述

　　

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而且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3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类学家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社会地位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象南美母亲在成年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增删一个字母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4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做《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因此当时并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古代文献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说来有趣，当时海关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掌握尺度。刚谈两次，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科长哈哈一笑，予以放行。但此后再不为例，还打电话来解释：即使寄给你，也不行。当然，在那时候，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领导专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于是就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外，一直讲到今天，不过已经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对于性的社会学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54个课时）的课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还有什么故事？基本没了。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洋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但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原先的顶头上司劝过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情况，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都是他们的职务使然，三来这些对我并没有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嘛？倒是近年来“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

　　

走向“性社会学”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开始运用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之后，我日益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的革命。在参考了欧洲1920年代和美国1960年代的性革命的文献之后，我逐步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把中国的性革命总结为：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推行）、性表现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开化）、性关系的革命（各种非主流现象）、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

　　 从2000年到2010年，在连续主持三次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我觉得中国人的性已经出现了质变，所以沿用了英文中的Sexualize（ation），把它作为中国性革命的后续发展。我给出的定义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被与性联系起来，日益成为一种很少遭到反对的社会时尚。

　　 这样的总结，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引经据典的学术依据，主要来自我个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体验与感悟。“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完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30年来性的变化之剧烈。它已经超出了我年轻时候的任何梦想。我当然欢迎这个剧变，因此把它命名为性革命。但是到了21世纪，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一些我不那么喜欢的变化，也在调查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困惑或者反感。这促使我使用“性化”的概念而且认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

　　 1986年我就开始做性方面的社会调查，因为我觉得，研究性的历史最终还是为了解释性的现在，还不如直接去了解现状。另外，我那时已经看了许许多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辨和议论，不免产生疑问：这些议论的依据何在？与其我们互相瞎吵一顿，还不如首先调查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在干些什么。

　　 第一次调查603人，都是听过我讲性社会学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学员和干部专修班的学员。那时我对计算机和统计学一窍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来，后来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1991年时最终能够独立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第二次是1989年初，谭深带领我和史希来、周孝正去上海，随机抽样调查了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上海观众。以后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对27城市1279人的调查，对北京市区977人的调查、对全北京所有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运用《金西报告》中的问卷对中国读者的调查、对南方3城市非婚性行为的调查。

　　 观察也是一种调查。从1985年到1989年，每个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园里，测定当众公开亲呢的异性伴侣的亲密程度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最后总结为一个数量化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这个报告在国外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但是调查来调查去，我逐渐发现，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论，尤其是提不出较好的假设，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例如我的第一次调查，现在看来幼稚之极，把性知识水平、性观念取向，性行为实况全都混在一起来调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结果只能算出来一些简单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面进入的性交姿势。但要命的是，这些百分比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且根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后来好多了，调查越设计越合理与精细，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被发现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来了。但是在基本理论上还是进展甚微，还是无法提出好的假设。逼来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转回去，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模式。

　　 自从1998年去调查红灯区以来，我对问卷调查的崇拜出现了巨大的疑问。尤其是2000、2006 和2010年主持了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在不断清理数据与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根本无法把那一个个的数字，还原为我在调查现场所见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由于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龙工作”（从问卷设计到现场调查到统计分析到文章写作），所以更加感受到问卷调查不但存在严重的真实性的问题，而且根本就是在剪裁生活，根本就是无奈之举而绝对不是最佳选择。再加上1998年以来，我在多次研究性产业的实践中开始使用与论说“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更加关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学术探索。

　　 在1997年里，我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镇、中南腹地某工业城市旁边的开发区和湘黔交界处的某个私人云集开采的小金矿。在《存在与荒谬》中，对于珠江三角洲B镇的考察报告，篇幅最多。

　　 在接下来的1998年里，我决定放弃那个开发区和小金矿，集中力量研究珠江三角洲的B镇。这是因为，在其他那两个社区里，“性服务”的形式比较单一，在发展阶段上也比较落后，而B镇的“性产业”则层次更多，社区的聚合程度更高，而且已经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了。

1998年2月13日到3月5日、7月11日到29日、12月25日到30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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