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黄永胜访谈录 （第3页）

　　] 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样子很紧张。一再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你说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这些人难办不难办呀。毛泽东埋怨我不去找他，当时能够随心所欲地见到他吗？”

　　“你说在当时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难见呢？”

　　“好给江青这些人开道嘛。别人见不到他，江青却可以随意地见到他，这就给他们发号施令创造了条件了嘛。这一点，我们在当时也看得清楚。老人家在关键的时候，是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撑腰的。现在我们还是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还是想把尖锐的问题捂住。其实，能捂住吗？毛泽东就是想在历史上创造一个奇迹，夫妻领袖共同打江山、保江山的新篇。”黄永胜捶打着桌子说：“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的，就是张春桥那班人，他们心甘情愿地要把江青捧为他们的领袖的。我们感到羞耻，做不出那样的事情。当时，江青他们搞的样板戏，主角大多是女的。我曾经向林彪提起了这事，林彪沉吟地说：[ 唱戏嘛，总是女角要强一些，不然就没有人看了。谭震林说过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毛泽东笑了笑说：她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她不是。] 林彪并没有把毛泽东说的话记在心上。我身陷囹圄后，每当我想起林彪给我说的这句话，总免不了浑身冒冷汗。从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江青他们实际上就制定要让林彪靠边站的总体计划，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再重用了。实际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人当中，汪东兴唱得最高，他甚至在会议前后，发誓赌咒地要把张春桥、康生这些人揪出来。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他真正搞掉。为什么？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水平和影响。所以，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人也是第一个作检查的人，林彪对他的评价是：[ 木偶将军 ] 。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偏偏把他们放掉了。他也是江青所看不起的人，不愿意跟着江青他们走。”

　　“可是你愿意跟着叶群跑，愿意为她所效劳。”我开着玩笑说。

　　黄永胜听了，怔住了，然后不停地喝水以稳定他的情绪。过了片刻，他才说：“我们这些军队的同志，没有多少理论，早已习惯了按照上级或首长的指示办事，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批判了刘少奇的什么 [ 驯服工具论 ] ，但是我们还是以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为最高出发点。在林彪没有定成反革命之前，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当时我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对此，我们是绝对不会愿意那样做的。就是现在审判我们的那些人，当时也没有反对过什么林彪和江青。他们也可能比我们的高调唱得还要高。只不过我们在台上，他在台下，人们不注意他们罢了。叶群这个人虽然唠唠叨叨，但是她和江青不同，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和她接触的过程中，她还是比较稳和的。”

　　我知道他是各保其主，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道：“既然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什么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后，你和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这些人拒不执行，以至于毛泽东要一再地批评你：[ 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还说：[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这总不能说是毛泽东没有给你们打招呼吧？”

　　黄永胜笑了笑，笑得非常干涩：“批陈怎么批？该讲的早已讲了。毛主席让我们批陈实际上是让我们批林，揭发陈伯达为什么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挑出来？这就要牵扯到林彪。我们怎么敢涉及这个问题呢？说老实话，我当时有侥幸心理，认为我们有林彪挡着，毛泽东不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这就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不过，除非我站出来揭发林彪，和林彪翻脸，不然就是怎么样我也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看来，我就是脱离了林彪的贼船，也必须要上江青的炮舰。不然，还是不行。当时行了，现在能行吗？所以，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些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人，就是怎样走棋，也难免陷身汪洋，总之是免不了一难的。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都是如此。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理解不了当时的情面的，但是经过那个历史时代的人，都会对当时的政治有切肤之感的。”

　　我感到，黄永胜的政治态度也只能到此为止。他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只能是这样而不会另外的样子。我问道：“在监狱里受审查的生活怎么样？”

　　黄永胜苦笑道：“即使再好，也是监狱呀。我成了反革命会好到哪里去呢？算啦，我们不谈这些了。我很想和你讲一讲我的过去，也就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历史，也许就对我现在的遭遇同情了。一个人参加革命多年，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你想我怎么会甘心呢？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好象作了一场可怕的恶梦。大梦醒来后，还好象是在梦中。党内的斗争从来没有象我们党的斗争这样残酷无情。历史给我选择机会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几乎没有自己走什么道路的自主权。真的，本来我已经认为庐山风波以林彪摔死为告终，问题已经解决了。谁知道又来了一个逮捕和审判。”

　　我开始向他提一些令他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没想到他的解释和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我问道；“你认为陈伯达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黄永胜说：“一个可怜的秀才。我不知道他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到底怎样。但是他在庐山和后来的审查中表现不错，没有说林彪和我们一个字的不对。他是在尽力为我们解脱的。江青在庐山会议后，曾经和我们见面解释道：[ 陈伯达和张春桥闹，是文人相轻，来利用我们，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叶群当时也是逢场作戏，和江青拥抱了一顿。当时我就很反感，既然把我们往沟里推了下去，再来假仁假义地掉几滴眼泪有什么意思呢？据说，当时的专案组在和陈伯达谈话的时候，陈伯达就说：[ 我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当然是由我自己负责，我没有同伙，更没有后台，我就是我一个。至于谁和我的观点相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至于后来陈伯达怎么讲，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以及陈伯达给我的一些材料，几乎没有任何专案组人员提及，看来陈伯达还是有一定的骨气的。”

　　“你认为吴法宪是否有真才实学？现在人们说他是一个 [ 草包司令 ] ，是这样的吗？”我又问。

　　“真是 [ 草包 ] ，还能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黄永胜说：“当然，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共产党的政权，吴法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军人，只好装傻瓜罢了。他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既然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是把今后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林彪身上了。他曾经跟我说过：[ 在政治上，我们都是双保险，跟着林总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跟着别人可就靠不住了。我庆幸自己在政治上有了这样的靠山。林总救了我，我就世世代代不忘根本，共产党就是我的红太阳。] 你别管他说话如何的不讲语言和词章，但是他的心情是要跟共产党走的。谁知道共产党本身就是这样的复杂。他对江青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根本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反对。庐山会议后，我们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提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是说完这话他就吓得变脸了，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你说这个人怪不怪？听说，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垮台后，写了不少揭发江青等人的材料。那可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吴法宪在林彪还没有跑之前，他专门找我问道：[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我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他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我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啊。]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基本观点。所以，他揭发林彪和叶群的材料我听了几乎都是言不由衷的。那里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黄永胜站了起来，从屋子里取出几个并不好的苹果递到我的面前，说：“吃点东西吧，我这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尝尝新鲜。只要我们有缘，我愿意继续给你提供一些写作的素材。现在不行，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将来我想是有机会的。特别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从心里是不服的，只是现在没有我说话的余地。我看这个问题在将来会得到解决的。判决书上所指控的内容，除了林彪的问题是由林彪和我们这些人负点责外，其余的事情都不应该由我负责。比如彭德怀的问题，那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案子，我们谁能推翻？谁又敢推翻呢？打倒那么一批老干部，不管他们有罪也好，无罪也罢，我们这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照毛泽东讲的办。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替毛泽东顶罪，这怎么是公平的呢？所以，我不认罪是有道理的。再说，彭德怀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如果按照彭德怀的话去做，中国就一定能搞好？这些都是未知数。现在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过，我现在不讲这个问题了，以后再说吧。如果要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写下来，那就真正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可惜现在所讲的，所谈的，都不是问题的全部真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皮毛大概。比如，我也看到彭德怀写的回忆录里有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早晨7点钟见到他的时候所说的话：[ 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觉。] 还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等等，你说可能吗？那是彭德怀老鬼在给历史制造一个麻烦。就算毛泽东那样说了，也是一个策略而绝对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心话是批判《海瑞罢官》，是要全党绝对不能让他们翻案，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在政界搞了这么多年，还是能够看出点问题来的。虽然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心甘情愿的。士为知己者死嘛，这话也就是和你这个作家讲。这些话，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登出来呀。”说完，他又问了我一个令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你说，我还有机会回到军队再做点工作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位身经百战但是败仗也不少的将军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走了多少漫长的岁月？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尽管我们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但是历史总是这样地嘲弄不记得自己走过的路的人：你想走的地方，命运偏偏会让你到另一个地方去。奇怪的是，有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后，还不明白自己到的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一种历史的笑话吗？某些号称天才的人恰恰在犯着同一个错误，包括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总参谋长在内。这种历史的笑话和同样的命运肯定还会在其他人的身上重演，因为历史的经验并不是会使所有的人都吸取为教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现在许多当年一些事件的当事人都陆续地出了一些回忆录，但是他们都在尽力地宣扬自己的善而抑自己的恶。本来自己并没有参与的事情，他们也要按照其他人的说法而大写特写，家强其原本就很单薄的份量。于是，就出现了以虚假来充斥虚假的情况。但愿我们后来的政治家们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恶性循环的历史条件，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再出现。探索这个问题，还将是一个长期儿艰难的过程… …

　　但愿后来的政治家们，都会吸取前辈们的教训，把自己和中国的事情搞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作家的衷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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