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解中国角色

　　

时代特征决定国际政治总格局。环顾世界，当今时代正经历重大变革，国际形势正发生复杂变化。面对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习近平主席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如何理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决定中国战略方向的关键。

　　

全球大变局的内涵

　　 迄今为止，关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中国官方尚未给出明确解释，仅仅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转型过渡期，中国处于历史交汇期，而对于转型过渡期的内涵和特征，则鲜有阐述。学术界的讨论也十分模糊，归结起来无外乎科技变革、世界经济动荡带来的国际权力转移、国际格局重整和国际秩序重构等内涵，不仅缺乏明确的测量指标，更没有界定大变局的明确内涵。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场景和视角是明确的，就是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因此，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需要把握作为时间意义范畴的“百年”，作为空间意义范畴的“世界”和作为社会意义范畴的“大变局”三个维度，以此来划定“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解释范围。

　　

　　 首先，全球大变局是近代以来数百年未有大变局，核心是世界舞台中心的转移。有学者在理解全球大变局的时候，更强调20世纪以来的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变化，仅仅将全球大变局理解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复兴。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大变局，仅抓住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变局，而没有把握近代以来全球大变局。要想真正把握全球大变局，则需要将其放在近代五百年以来世界发展的宏观场景之中来理解。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一直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无论是欧洲人主导的殖民扩张时代，还是美苏主导的霸权对抗时代，一直到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整个世界的权力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秩序主要由欧美列强所掌控，非西方国家没有发言权。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向非国家行为体弥散的趋势，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权力的时代已经难以维持了，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非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群体性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由此带来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的深刻调整，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不能不说是一场“全球大变局”。

　　

　　 其次，全球大变局是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大变局，核心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崛起。有学者侧重从新科技变革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大变局，这种认识也是狭隘的，因为尽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但这一变革是生产力层面的变革，不足以界定全球大变革的时代内涵。从世界格局的整体角度来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北分南合”倾向日益明显。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耗散了主导世界的能力。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欧日裂痕日益加深，盟国体系日益松弛。

　　

　　 同时，发达国家各国内部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各国“内顾”倾向日益凸显，大大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底蕴的东方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导下，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和互联互通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赫。全球南方国家(GlobalSouth)的伙伴关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越发具有冲击力。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把无人交通工具(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与基因工程列为核心推动技术。施瓦布认为，中国将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军者。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下，世界经济将经历一场新旧动能转换的“革故鼎新”，它将引发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调整，从根本上塑造和决定着未来世界的面貌。2018年7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坚持创新引领，通过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现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在相互砥砺中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围绕建构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深化合作，南南合作的新纪元将会开启。

　　

　　 再次，全球大变局是国际秩序革故鼎新的大变局，核心是重塑世界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18世纪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秩序经历了欧洲列强主导的维也纳秩序和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新政秩序”两个阶段。尤其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掌握了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然而，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为标志，二战以来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坍塌的危险，秩序的设计者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以和平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推动世界秩序变革发生“地覆天翻”，国际秩序处于革故鼎新的转型过渡期，这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有的国际秩序和平变革。尤其是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正遇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受到复杂因素影响，2001年12月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一再受挫。世贸组织面临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空缺、个别WTO成员滥用世贸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而增加关税、极个别WTO成员无视世贸组织多边规则采用单边措施等三大生存危机，关于WTO改革的声音日益强大，以WTO改革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变革将成为全球大变局的重要体现。

　　

　　 要而言之，全球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舞台中心的“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的“北分南合”以及世界秩序变革的“地覆天翻”。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整个世界进入了转型过渡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复杂挑战。

　　

全球政治觉醒

　　 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洪流中，一个最突出的冲击就是全球政治觉醒。全球政治觉醒是美国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追求自身政治权利的愿望被日益唤醒，掀起了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运动，这是继近代以来宗教觉醒、阶级和民族觉醒之后的“第三次政治大觉醒”。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曾经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国际体系中放逐的“上帝”回来了，被马基雅维利从政治领域驱逐的“伦理道德”回来了，被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封存的“族群认同”回来了，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整个世界面临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构造。尤其是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认同政治运动中，非西方的价值观和非主流的价值观日益挑战西方主流价值观，整个世界处于“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前夜。

　　

　　 毫无疑问，全球大变局背后的核心是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构建这一世界秩序的问题。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整个世界变小了，但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激发下，整个世界的问题却变大了，强烈地冲击着现有国际秩序的堤坝，要求构建起更具生命力的新世界秩序。具体来说，全球政治觉醒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三个赤字”展开:

　　

　　 一是政治上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角。逐造成的“和平赤字”。最近一段时间，朝鲜半岛核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的进展表明，和平力量依然胜过战争力量，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威胁并不严峻，没有战争状态的“消极和平”的压力不大。相比之下，“和平赤字”主要来自于“积极和平”领域，贫富差距、族群矛盾、教派纷争、性别矛盾等“结构性暴力”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导致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基于不同价值观的身份认同斗争此起彼伏，甚至逐渐外溢到世界事务之中，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

　　

　　 二是经济上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发展赤字。全球性产能过剩引发了供需结构失衡，尤其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所推动的资本流向“脱实入虚”，财富流向“嫌贫爱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需求不振，通胀压力过载，债务高居不下，发展鸿沟扩大。全球发展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成为当今全球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些国家发生动荡的深刻动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严重的“发展赤字”，尤其是日甚一日的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倾向，已经严重制约着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繁荣。

　　

　　 三是社会上不同社会群体极化分化造成的治理赤字。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悬殊严重，以及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难民、社会冲突等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据统计，全球约有7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的危险线。在社会分化和极化的趋势中，各国内部呈现出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群体分化，国家之间呈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的移民分化，以及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极化”倾向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内顾”倾向，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动力明显不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热情衰减。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令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诚如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的挑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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