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须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及其应对

　　

　　 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优越性促进了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内含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立体化、多样化则彰显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应对这种转化，要避免美好生活需要的单向索取，要抵制低俗、引导高雅需求，谨防政治破坏和非理性诉求，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引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立体化、多元化的需求；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①。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继承者和实践者，更能理解这份事业对于人民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于这份事业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带领人民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做大做强”人民的事业，满足人民的需要。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人民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满足人民的需要，则是共产党全部工作的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十八大的“三个没有变”到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说明这5年的不平凡。这个转化既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成就的确证，也是对未来中国优化生产力发展方向和格局的正确把握。面对“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如何通过生产力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来化解这个矛盾，这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回答的事关全局的首要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②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就整个社会而言，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居于支配地位、决定该阶段社会性质并统领、影响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那一种矛盾。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工作重心和规定其他矛盾的地位的那个矛盾。它既是阶段性的历史概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基本面的整体概括，它直接决定国家在特定时空的路线选择、方针规划和政策走向。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国运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万亿人民币这个实际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内涵与外延上进行再凝练，得出科学审慎务实的判断。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动力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我国优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高度契合了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一决定力量，“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③。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所以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种社会形态内部来说，也有发展的初级、高级阶段的划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这一历史片段中，也会出现发展速度的差别、发展质量的变化、需求重点的调整，但根本上还是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样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生产两大部类和农轻重比例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⑤。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个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改造完成以后，主要矛盾就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国家的工作重心也相应要进行调整，而不能死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最终目的而言，搞好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人民谋求福利，实现机器化、智能化、网络化大生产与所有制更完美的契合，并最终实现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摆脱物质依赖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全面”“美好”“优质”的需要就会显现出来。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没有变，但人民的需要在向优质化发展，这种转变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应朝着更平衡、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发力，以满足这些优质化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还是起延缓的作用，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说明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高度契合了生产力发展要求。

　　 第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看，正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创新与安排，就是着眼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实践活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剔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素，优化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证明了我国各项上层建筑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正如1956年陈云在《大计划，小自由》中讲：“他们(资本主义)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手段的认识不断深化，党和政府已经能越来越好地驾驭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的关系，并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⑦。这些结论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而得出的，“要遵循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行事，切忌任何形式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把工作做得更好”⑧。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每一新的时代必须以前人所创造的东西、积累的财富、实际发展的高度为出发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新的步骤，都决定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已达到的水平。封建社会的“手推磨”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的“蒸汽磨”所取代，科技革命不断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就如同现代化的纺织器械代替了工人，而未来全自动化的无人车间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必将大大改进人类的生产能力，用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不等于我们就拥有了先进生产力；我们拥有先进生产关系，预示着应该牢牢把握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现实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旧是我们党和人民需要面对的难题。因为中国毕竟是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西藏人民甚至是直接从农奴制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国内不同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情况依然很严重。

　　 第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使得中国人民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伊始就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⑨新时代的中国必须满足人民的两大期待、在十个“更”上努力圆人民之梦。2016年6月，习近平在科技大会上再次强调：“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⑩这些“更”意味着量的变化，也预示着新“质”的转化。这种变化同样意味着我们供给能力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2012年-2017年的这5年的历史巨变。

　　 第四，中国从生产力的欠发展到当前的部分产品、产能的过剩，促使社会基本需求结构在物质产品满足之后越发立体化，需求本身有了超越于生理需求的权力意识、美德意识、价值自诉、享受意识等，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从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凭票供给制开始，新中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产品短缺经济时期。自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开始，我国先后印刷发行了粮票、油票、饲料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等票种。票制化本质上是因供应不足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平衡手段，因为存在着大量供需的缺口，使用票制化管理是通过高度的计划性，就像苏联采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样，把短缺的资源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兼顾性分配。粮油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的存在，恰恰证明当时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它体现的不仅仅是我国粮食供应的制度性安排，更蕴含着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乃至到20世纪80年代，粮票依旧被人们用来换鸡蛋、农副产品、塑料制品、不锈钢餐具等，直到1993年才正式取消粮票。今天，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制造假粮票、倒卖粮票等行为，他们只需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实现所有的交易与消费，微信、支付宝等新功能正在改变人民的需求内容和方式，但前提是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的富有。2009年，当时的驻英国大使傅莹，把母亲留给她的记录着中国人生活窘迫岁月的粮票送给大英博物馆收藏。“她说，今天，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人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比1952年全年的总和还要多。”(11)而今天的中国则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调整某些产品供给过剩，之所以要“去产能、去库存”，关键是因为“用不完”。比如中国的某些钢材品种等产品供给过剩，造成囤积和浪费。人民的基本需求不仅得到满足，而且出现了一些过剩，而获得物质需求满足的人民必然向往超越于物质需求的更立体化、更美好的新生活。

第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非物质化的需要必然引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经济产品的增长与供给具有量的有限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而人民的需要则表现“质”的无限性。在单纯的“量”的有限性的需求满足之后，还会有包括受尊重、被敬仰、求平等、要正义、爱艺术、多道义、好环境、有民主、行法治、给自由等不同“质”的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然是在解决温饱以后的事情，解决“不挑食”的温饱问题仅仅是解决了生存，有“量”的满足就大致可以，而美好生活则是需要有“质”的追求。需求的“质的无限性”，从实物层面看，是指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求产品的质量、功能、个性、设计、包装、仪式、造型、档次不断提高，人们不再追求敝帚自珍、用破再扔的消费逻辑，而是更加注重唯美精致、花色品种、更新换代、造型独特、时尚典雅，甚至高调华美。从非实物的层面上看，则表现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尊重、艺术、修养、伦理和美德的新需求。基本需求可以大致看成是生理需求和一般的精神文化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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