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历史社会学这一学科存在一些常见的理解上的误区。文章旨在说明，历史社会学不只研究久远的过去，不一定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其目的不是弘扬民族文化，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分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果展开，而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为优化的经验叙事方法则是历史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时间性；核心问题意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

　　

一、引言

　　 就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来说，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的发展要比政治学快很多，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却比较窄，或者说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市场转型、网络关系、贫富差距、群体性事件等几个议题上，并且不少研究结果与现实相比差距较大。比如，国内不少社会学家用基尼指数来测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他们的结论也差不多，简单讲就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许多拉美国家相似，大大超过印度等国家，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不知我们的学者是否想过，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没有拉美或者印度意义上的贫民窟？为什么中国现在连讨饭的都快“失业”了，但是基尼指数比中国低得多的印度的城市中则到处可见贫民窟并且要饭的处处可见？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基尼指数也许不是测量贫富差距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记得笔者在国内刚开始推广历史社会学的时候，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国内还很少有人涉及这一领域。但是历史社会学最近在国内成了显学，这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和中国社会上的其他类似现象一样，当一样东西突然热了起来后，一哄而上的现象就在所难免。当前国内到处有人在大谈历史社会学，并且一下子就涌现出许多“历史社会学家”，但是不少文章所讨论的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都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因此，本文想就“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这一问题展开一些讨论。本文中的不少观点笔者在《社会学评论》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有所表述，本文的后半部分与那篇文章中的内容会有所交叠，但是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想谈两件事情：什么不是历史社会学？以及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

　　

二、什么不是历史社会学？

　　 国内有不少学者不能把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清楚区分，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都是发生在久远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因为仍然可以通过采访或者抽样调查等方法来获取材料，大家一般不会把这样的研究称为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就导致不少人带着保守的情怀，钻进了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却认为自己是在做历史社会学研究。

　　

　　 因为不能对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第二个倾向，或者说有学者会误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其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也就是原始文本，因为第一手资料真实。这一观点有两个误区。第一，第一手资料并不见得就一定更真实。世界上所有的传世资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哪些材料留下，哪些材料没有留下，留下的材料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无不深深地烙有当时的一些统治者、学者以及其他材料生产者的印记。比如古代妇女史研究，相比于其他方面的材料来说，历史给我们没留多少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妇女在古代生活中不重要，而是她们很难进入传世记录。第二，历史社会学的重心在寻求历史中规律的部分。历史社会学家当然必须对他们所用的材料以及材料的质量和背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但是他们的研究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的确不是关键。早期的历史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历史社会学家，比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斯考切波（Skocpol）、蒂利（Tilly）、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都很少用第一手材料。最近几十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包括笔者自己，都开始用第一手材料。但这是专业化过程的表现，而不是说历史社会学就必须要用第一手材料来做研究。笔者甚至认为，过度强调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社会学发展应该来说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迫使我们缩小自己的视野导致我们变得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比如，孙砚菲教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共比较了23个古代欧亚大陆上的帝国对于国教以外宗教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而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的准确性，都需要通过大范围的比较才能得出。对于这类研究来说，强行要求用第一手材料就等于把这类研究拒绝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之外，因为对于这样的研究来说掌握第一手资料就必须懂得欧亚大陆几十种古代语言，谁有这本事？这就使我们失去了在一个更大的宏观比较视野下总结历史规律的机会。

　　

　　 目前国内推崇历史社会学背后的第三个倾向就是误认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能弘扬中华民族文明和历史的学问。必须首先说明，建立民族自信心是一件好事。相比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人对西方可以说是顶礼膜拜。有位笔者认识的美国教授曾说，80年代他还年轻，是一个在复旦大学进修的研究生。有一次，他跑去上海的人民广场。结果就发生了一件让当时的他感觉十分良好的事情，他到了人民广场不久，广场上就有人喊道：“来来来，你是美国人，你给我们出出主意，你们美国人肯定知道中国应该怎么发展。”于是就有人给他递上一条长凳，他往凳子上一站，看着人山人海的听众，感觉大好，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现在并不缺乏民族自信，但是历史社会学和国故以及建立民族自信一点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一门学问，虽然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第四，历史社会学也不简单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大家知道，社会学的分支有好几十种，很难数清，比如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社会学，应有尽有。每一个分支可以说都研究某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于是，一般人会认为历史社会学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一门用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历史现象的学问。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国内，即使是在美国也是如此。你如果去问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甚至是历史社会学家，他们绝大多数也会以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他们都是有误的。对于这一点，笔者需要做一些说明。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生，问他是靠什么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上学的。你能得到相当多的答案，但是我们却能从这些答案中总结出两个叙事类型。其一是“我”能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因为“我”父母在“我”的教育方面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投资，其二是“我”能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使得“我”在进入某一阶段后开始认真读书，因此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以上的两类叙事中，第一类就是所谓的结构／机制叙事（即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后果），第二类则是时间序列叙事（即对某一事件做出大事表并且找出对某一特殊社会后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到数个关键转折点）。如果说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的基础，时间序列叙事则构成了历史学的逻辑基础。

　　

　　 我们大多数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很熟悉，并且知道党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取得政权。对此，我们也能见到两种叙事方式。第一种就是结构／机制叙事。其核心逻辑可以抽象地总结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殊社会结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说都是社会学分析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也许都记得，它告诉了我们，20世纪20年代末的军阀混战这个特殊的结构如何给了共产党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党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叙事方式，那就是一个由大事记贯穿起来的叙事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四一二”政变、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五次围剿、长征、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三大战役，等等。在党史的叙事中，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常都被认为是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性转折点。

　　

　　 党史也好，世界史也好，个人的成长也好，甚至马路上小贩吵架也好，人类对任何一个案例的叙事和分析都不得不基于两个最为基本的逻辑：结构／机制逻辑和时间序列逻辑。结构逻辑在学科专业化之后成了社会学的核心逻辑基础，而时间逻辑则在学科专业化之后发展成了历史学的核心逻辑。也可以这么说：历史学就是一个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种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学科。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特定案例来说，结构叙事和时间序列叙事所表述的其实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比如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能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上学既可能有家庭、学区等结构性的原因，也同时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一问题，其背后当然有许多结构性原因，但是如果日本人在占领东北之后不再咄咄逼人，如果“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都没有发生，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所以转折点事件也的确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常人的逻辑下，这两类叙事并不冲突。但是在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这两类叙事就分家了，形成了相互交往很少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许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在哲学、方法论和经验层面探讨时间序列叙事和结构叙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追求这两个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换一句话说，即使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同样可以采取历史社会学视角。

　　

三、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

当前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尚处于比较发散的初级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有高度的多元性。但是在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nation state）。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韦伯对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的分析，其实都是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近代历史社会学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布罗代尔的三卷本巨著，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主义国家的起源》，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曼的多卷巨著《社会权力的起源》，以及霍尔的《权力和自由》，其实也都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在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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