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第3页）

　　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当时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工会比任何时候都独立而有自主意识，但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工会仍然依附于党。只不过文革前的工会是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而且工会的这种相对独立现象只在上海等少数地区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国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满就是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流氓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释

　　(1)《上海市组织史》1991年征求意见稿（打字本），上海组织史编纂组编

　　(2)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

　　(3)根据《经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名单》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71】号统计

　　(4)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4年4-5月间的统计：《全市工宣队情况》

　　(5)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6)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

　　(7)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

　　(8)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9)金祖敏1974年《关于选拔培养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的情况》，转引自中共上海组织部1976年12月14日整理：《四人帮在上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言行初编》

　　(10)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11)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工人造反报〉调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12)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13) 王秀珍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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