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顾颉刚日记对钱穆的“全纪录”
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感，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观照了时代沧桑。
一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顾颉刚出身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钱穆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辗转多处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浓郁的传统人文环境，更凭借自身禀赋与毅力，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声闻遐迩，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师徒关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印行，酝酿数年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胫而走，卷首“自序”，顾颉刚“下笔不能自休”，详尽告白辩论古史问题的缘起和方法，申明：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心目中没有偶像，虽然存在“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就在人们怀疑与肯定的激烈论辨中，顾氏成了“旋涡里的中心”，骤享盛名。他在1929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近日常闻誉语，有谓我重开吴派者，有谓我视适之先生为青出于蓝者，有谓我为苏州人争面子者，有谓国学分三派，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者。”
对于名位，顾颉刚内心比较冷静，其同月24日日记载曰：“近来有一感觉，许多人对我不是捧我，便是忌我，捧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下之人，忌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上或与我相齐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做一班下级人的领袖，便是给上级人打倒了。其实真冤枉，我不想夺取他人之地位，亦不想作青年领袖也。”对于颉刚的内心纠结，他的燕京大学同事洪业（煨莲）为之作过一番分析：“许多人反对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冤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传，二也。在学问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3月14日，以下简称日记）然而，声名总在争议中远播，据郑振铎告知，“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日记1931年9月9日）顾氏闻言，亦感意外。可是一般社会对于所谓“名流”的认知，大抵如此。这便是顾颉刚结识钱穆前后的社会境况。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 面”。（《师友杂忆·苏州省立中学》）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城中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三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汨汨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同上）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日记1932年11月14日）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辫》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二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逼仄，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细节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十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竟至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二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甚至不无依赖，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日记1939年7月2日）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不认同，他抵触五四以来“疑古成风”，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世人不免费解。且看他的解释：“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晚年宾四维护颉刚之意图明显，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三十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风行一时。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在民族危难深重之际，顾、钱二人列名爱国反日宣言，傅斯年戏讽其为“中年失节”。“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四十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
三
1939年深秋，顾颉刚结束西北之行，到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与已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再度聚首。然而席不暇暖，仅仅半年，顾便接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邀钱同往，宾四应允。颉刚素患失眠症，因春城地处高原，病状加重，而齐鲁国学所，实为他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商得款而建，可谓其独立运作之学术机构。钱穆与颉刚同进退，肯于放弃北大教职，表面理由是“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其实另有隐衷。《顾颉刚书信集》收录致钱穆函仅两通，均写于齐鲁国学所时期。
1940年5月底，顾函促宾四如约来齐鲁，内称：“兄去年在滇目睹罗（常培）、郑（天挺）诸氏之纵横捭阖，情不自安，弟以此间事相商，惠然见许。……现在郑氏已为联大总务长，罗氏正谋攫文学院长，虽忠顺如（魏）建功且不能不受排挤而去，何况兄之早被目为怪物者耶？”“我辈交情不薄，……此间规模固小，然不卷入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前途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学校十倍矣。”（《顾书信集》卷三）可知人事纠葛应是钱穆离开北大的主因。当年，姚从吾曾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希望设法挽留宾四，终无下文。
顾颉刚独力操办齐鲁国学研究所，最初雄心勃勃，拟邀聘汤用彤、吕思勉（诚之）和侯仁之，“如能成事，则加上宾四，研究所中真人才济济矣”。可是如此一来，不免开罪于主持燕京大学研究所的洪煨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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