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什么是中国？
中国古代看山水的时候，有一种“阴阳”的概念。我们看这张世界地图，注意一下中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地球上的旧大陆（整个欧亚大陆）就是中国所处的位置。从非洲撒哈拉沙漠起向东有一条干旱带，都是非常干旱的地方，由于中国西部的高原，所以干旱带是这样分布的。我们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按古代的说法，我们处于阳面，他们（中亚、中国西部和北部）处于阴面。
我把这样的格局叫做“阴阳割分晓”，这是杜甫当初登泰山的时写的诗，其实中国大陆也是有阴有阳。这里有一条红线从黑龙江的爱辉县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大家在中学学地理的时候，老师可能都讲过爱辉到腾冲的这条线。这是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提出的，也叫“胡焕庸线”。可以看到这条线以西以北都很高，以东以南普遍很低。汉代的《淮南子》一书讲过“共工怒触不周山”，共工把撑天的柱子撞倒了，所以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水都朝东南流，成为这样一种地势，形成中国的三个台阶。中国古代兵法家一直讲“右背山林，前左水泽”，就是说西边和北边要高，东面和南边要低，从西北打东南是顺势，从东南打西北是逆势，往往逆势不能够获胜，这是兵法家讲的概念。
这条爱辉-腾冲线不仅是中国生态分布线，也是人口分布线，最初胡焕庸先生关注的就是人口分布线，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其实人也是向低处走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94%的人口都集中在爱辉-腾冲线的东南，西北只有6%的人口，西北部的面积其实比东南还大。
大家要注意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源也有流。现在的考古学界经常争论“什么是最早的中国”，从我们熟悉的商代殷墟时期向上推，可以推到二里岗，推到二里头，推到龙山，推到庙底沟，现在有的学者说，“最早中国是庙底沟中国”。其实他们谈论的主要是中国的背景，中国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我们说“什么是最早的中国”，应该注意两个最基本的前提：第一，既然讲中国，首先要有“国”的形成，要有国的出现；第二，要有“中”的形成。如果国家根本没有形成，如在新石器时代，无所谓“中国”；在国家形成后，我们知道有很多小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中国的核心地区，那也还没有“中”的形成。
我们说的中国核心地区，大概就是我们后面要谈的《尚书·禹贡》里所描述的“九州”的范围。所以中国是在这样的两个概念下聚少成多、由小变大所慢慢形成的世界概念，我们古人叫做“天下”，当然那个天下只是古人心中的天下。
汉学家们中间有个有名的说法，叫做“解构中国”。中国这么大，中国历史这么长，他们对此很不满意，说“中国”是虚构的想象共同体，不可能这么长，也不可能这么大，要把它切割开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对照“Nation”一词来讨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这一点，但我们应该说中国这么长、这么大不是虚构，而是历史形成的过程。
我们还应该注意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漩涡是既有辐射也有辐辏，有些国族会被吸进来，有些国族会被甩出去，“中国”是对于四裔而言，对于蛮夷戎狄。中国对四裔有一种吸引力，所以周边很多族裔纷纷进入原来中心的地区，与中国融为一体，雪球越滚越大，造成我们说的“大一统”。其实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个，所以他们也是如此来描述古代的天下概念，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畿服图，但中国古代画畿服图不喜欢画成射箭靶的样子，不是圆的，是方圈套方圈的靶子。
文明历来都是由周边和中心共同构成，往往是搞农业的、种地的在里面，骑马、游牧、放牲口的在周边，航海的就更在外边。多种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多种生活方式也是相互补充的，彼此傍着发展。以航海来看，航海不是没有目标地向大海里航行，而是顺着海边溜，沿海发现资源的时候就会舍舟登岸。跟这个情况非常类似的，农耕民族周边的骑马民族也有他们要靠岸的地方。北方胡骑南下会推进到长城沿线，草原也像茫茫海洋一样，长城沿线就是“海岸线”，对长城沿线既有吸引又有包围，形成四裔趋中，就像萤火虫看到光芒要飞进去一样。四裔趋中是指他们的脸都朝向发达的地区，背后是他们起源的地方，游牧、农耕民族彼此交融，就是在他们最接近的地方会形成一种过渡的形态，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游牧民族最发达的地区，我国的四大边疆无不如此。
一 茫茫禹迹
下面我谈谈《我们的中国》的第一本书——《茫茫禹迹》。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阅读中国，行走中国”，想了解中国，要先在家里做功课，要读书。中国的地理文献中有四本书最有名，首先要说《尚书·禹贡》，《禹贡》是最重要的，就像讲天文经常要提到《尚书·尧典》一样。《禹贡》借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故事，用他走过的地方来讲地理。古人把大禹走过的地方叫做“禹迹”，也就是禹走过留下脚印的地方，可是《禹贡》这本书不是讲政区的，而是以山川形势区分的九个地理板块（九州），我认为《禹贡》讲的地理范围才是最早的中国。
当然这个问题有争论，究竟它描述的是夏代的地理视野还是商代的呢，还是西周时候的呢？仅从《禹贡》讲故事的形式来说，是讲夏代的。这九个板块太大了，除了秦皇、汉武，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走这么大的一圈。所以过去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是一个传说人物，而且他有一个很名的说法，大禹是一条虫，他认为《禹贡》是战国传说。但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讲“古史新证”的时候，有另外的意见，他认为禹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把《禹贡》定义为西周中期的作品。我们考古学界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这里也不能详细谈《禹贡》，《我们的中国》书里有我在北京大学的讲义，是带着同学们一起读《禹贡》的，可以供大家参考。
《禹贡》九州的巡行路线是以龙门口（河津、韩城间的禹门口）为起点，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转大圈，最后又回到龙门口，既包括黄河流域，也包括长江流域，与西周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差不多。西周和商代的情况不一样，《禹贡》里面讲的国族、姓氏都是可以和文献一一验证的，这是我们讨论古代天下的基点。
这就是刚刚说到的保利收藏的青铜器，器形和纹饰很明显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铜器铭文提到大禹治水，而且描述的语言和《禹贡》书序基本是一样的。
这是《禹贡》的山川形势图。起点是黄河的龙门口，从冀州开始到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就是转到中间来，再转到梁州、雍州，再回到龙门口，大体是顺时针旋转的。大家可以看到，龙门口就是所谓的大禹治水的起点和终点，是司马迁的老家。龙门口右边是山西的万荣县，左边是陕西的韩城。黄河从内蒙古高原穿过晋陕峡谷奔流而下，一直被憋着，从龙门口出来后河面就顿时展开了。
《禹贡》描述的中华文明也是“两河文明”，就是我们的黄河和长江。如果加上其次的两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就是济水和淮河，这是最重要的四条大河。
在《禹贡》这样一个范围里，住着很多不同的族，我们今天讲的56个民族和古代的族有关系。比如东夷的莱夷，恐怕是跟东北有关，南夷和淮夷可能与苏皖有关。汉代山东半岛汉化以后，东夷就专指东北和朝鲜半岛、还有日本列岛居民，就不再指山东的居民。而东北肃慎是通古斯各族也就是金人和满人的祖先。濊貊是朝鲜系各族的祖先，东胡是蒙古系各族（如鲜卑、蒙古）的祖先。
北方有北狄、北戎还有匈奴。赤狄是媿姓，与鬼方有关，是突厥系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可能与周人有关。北戎可能与姞姓的鄂有关。我们都知道最近鄂的考古发现在湖北、河南。匈奴可能与突厥系有关。
在西方，有所谓氐羌、猃狁、月氏、乌孙等等。姜姓之戎属于氐羌，是藏羌系各族的祖先。允姓之戎属于猃狁，就是灭掉西周的猃狁，他们可能与新疆的塞种（Saka）有关。氐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他们很多住在四川，就是巴蜀，在东汉的时候把他们叫做西南夷。而巴跟百濮有关，蜀、西南夷都属于氐。
在南方，有所谓百越、盘瓠种、百濮、缅濮。百越是壮侗系各族的祖先，盘瓠种是苗瑶系各族的祖先，它们背后有东南亚的背景。百濮、缅濮等等，也与东南亚有关，有些民族是跨境民族。
既然这里住着各种各样的族群，那么像其他地方一样，古老的文明都会碰到所谓的“夷狄交侵”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讲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划分，谁占领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国”自居，说自己住在“禹迹”，“禹迹”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其实代表的是夏、商、周融为一体的天下。
夏为中心时，商是蛮族。商为中心时，周对商来说也是蛮族。商代时最倚重的三个地方首领，就是西伯、鬼侯、鄂侯，恰好是三大族系的领袖。当周为中心时，天下被重组，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所以司马迁用一句话形容：“子孙或在蛮夷，或在中国。”就是说同一祖先的族群，有的可能住在边邑，有的住在中心，其实，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会被视为蛮族。夷夏之分，从我们的传统来看不在血缘，而在地域和文化。
任何文明中心都是被他们视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所包围，让周边的人羡慕、嫉妒，吸引他们，加入其中。不让加入，蛮夷戎狄会强行加入。我记得朱维铮先生跟我讲过，他有一个说法和我们平常讲得不一样，他说“先进难免挨打”。所以“夷狄交侵”是历史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们中国是一个三要素（城市、冶金、文字）齐全的古老文明，考古学家擅长聚落研究，对文明的空间演变最有发言权。
现在的考古研究把中国文明越追越早，像龙山时代，确实在考古学界也有人说这是文明曙光，一些城市遍地开花，是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但是在二里头时期才形成真正的中心。当然学界还有不同意见。
关于夏文化，因为有了夏的中心后，才能讲商讲周，中国古代文献和出土铭文出现“中国”这个词是在西周，有鉴于此，王国维先生写《殷周制度论》的时候对西周“大一统”十分推崇。夏商周原来是三个板块，最后归为一统，这是形成中国最基础的东西。而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最后收齐的是周人。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大一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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