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蓉：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 （第3页）

　　 本文对澳洲保皇会的成立及初期活动进行了基本还原。笔者意在从澳洲之一斑窥全豹，揭示保皇会系康有为领导下由19世纪末已有的海外华人社会网络更新而成的庞大跨国政治组织，而海外精英华商兼侨领的积极参与则是保皇会得以铺开运行的关键。戊戌政变后，流亡中的康有为继续鼓吹变革中国、自强御侮。尽管就“衣带诏”真伪问题，学界一直有所争论，(25)但笔者认为，我们还应思考“衣带诏”产生的实际效应，即“衣带诏”化身为光绪皇帝的象征，既然为康有为“所携”，便是光绪皇帝一直“授权”康有为于海外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的“明证”。因此，康有为“携带衣带诏”行走天下，不仅仅为一己之“护身”，而是其依靠虚拟皇权在海外华人中进行政治总动员的策略实施。换言之，保皇会运动实际是戊戌变法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延续。现有康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考察二人引领海外华人参与晚清大变局的活动与客观评价。本文以澳洲保皇会为案例分析，深入保皇会历史，或可为学界多角度审视辛亥革命提供新的门径。

　　 注释：

　　 ①美国独立学者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发起的保皇会研究论坛(Baohuanghui Scholarship)所提供的各分会地点加起来不少于150个，http：//baohuanghui.blogspot.co.nz/(2014年1月22日检索)。谭精意系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谭良后人，其私家所藏保皇会资料自1990年公开以来一直被视为保皇会研究的重要原始文献，见方志钦、蔡惠尧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桑兵转引各处史料显示，保皇会总数在140个至160个之间，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第506页。

　　 ②康梁研究的总体状况综述，可参见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出版)2005年8月号；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08年12期。

　　 ③目前，唯一已出版专题考察保皇会的著作，为高伟浓利用美国原始资料而撰写的《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学苑出版社，2009年。然而，高著并未详解保皇会运动如何在美国展开。

　　 ④Yong Ching Fatt,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1,Richmond,S.A.:Raphael Arts,1977.中译本，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Gloria Davies,“Liang Qichao in Australia:a Sojourn of No Significance?”China Heritage Quarterly,No.27(September 2011),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7_liang.inc&issue=027; John Fitzgerald,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07；刘渭平：《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一)》，《传记文学》1981年第1期；刘渭平：《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二)》，《传记文学》1981年第4期；刘渭平：《清末保皇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1991年第6期；Meifen Kuo,Making Chinese Australia:Urban Elites,Newspap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1892-1912,Clayton,Victoria: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2013；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⑤例如，《东华新报》曾转引《清议报》所刊登的《戊戌政变记》，实系康梁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⑥《信函照录》，《东华新报》1899年10月11日，第2～3页。此信为笔者自缩微胶卷转抄，有两处字迹无法辨认，故以□符号替代。以下另有多处使用□符号，原因同。

　　 ⑦梅光达的传记最早为其妻玛格丽特(Margaret Tart)撰写，The Life of Quong Tart or,How A Foreigner Succeeded in A British Community.Sydney:W.M.Maclardy,“Ben Franklin”Printing Works,1911。这部著作成为后来澳洲学者重新撰写梅光达生平的蓝本，见Robert Travers,Australian Mandarin:the Life and Times of Quong Tart,Dural,N.S.W.:Rosenberg Pub Pty Limited,2004。

　　 ⑧“新金山”指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因两地晚于北美发现金矿，因此华人习惯称其为“新金山”以区别于北美。

　　 ⑨有关叶恩参与保皇会商业活动的研究，可参见贺跃夫：《刘士骥被刺案与康有为保皇会的衰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张荣华：《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⑩叶春田的生平介绍，参见网站：https：//ccncourstories.wordpress.com/our-stories-features/yip-sang/(2015年6月8日检索)，以及Timothy J.Stanley,“Yip Sang”,in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Vol.15,University of Toronto/Université Laval,2005,http://www.biographi.ca/en/bio/yip_sang_15E.html(2017年2月23日检索)。

　　 (11)叶春田家庭状况，可参见加拿大人口统计历史数据资料，http：//automatedgenealogy.com/census/View.jsp?id=60022&highlight=34&desc=1901+Census+of+Canada+page+containing+Sang+Yip(2015年6月8日检索)。

　　 (12)参见美国金山西北角华裔研究中心(the Chinese in Northwest America Research Committee)网页，http：//www.cinarc.org/Associations.html(2015年6月13日检索)。

　　 (13)原件现存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特藏部，“梅光达及家人——文件(Quong Tart and fmaily-papers)”MLMSS5094。

　　 (14)见《东华新报》(附页)，1899年10月28日。此会例以数字序号排列，至二十三款，与中华书局1981年版本略有差异。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415～420页。

　　 (15)此处的“司令银”，指先令，20先令折合币值1镑。

　　 (16)鸟修威，即新南威尔士。

　　 (17)见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之“公议”纪录，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晚，此日保存李益徽参与保皇会集议的最后记录。

　　 (18)《东华新报》作为有限公司的政府注册文件显示，其预期集资股本为1000镑，分作5000股，每股4先令，最初股东仅8人，共集850股，刘汝兴持300股，合60镑，为最大股东。见新南威尔士州档案，SANSW：NRS 12951，1723。

　　 (19)李益徽曾参与澳洲保皇会初期活动的事实无可争议，但其后与《东华新报》发生诉讼官司，导致该报破产，复刊改称《东华报》，诉讼情况可参见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相关内容。

　　 (20)八家商行名称由笔者综合《东华新报》所刊联益堂众多广告整理而成。

　　 (21)关于联益堂的更多情况，见杨进发著，姚楠、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4～126页；李承基：《李益徽与联益堂》，《中山文史》(第51辑)2002年，第91～93页。

　　 (22)何穗田，即何连旺，晚清澳门赌王之子，兼营鸦片及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华资工厂，为葡澳政府倚赖的华界精英，其生平见林广志：《澳门晚清华商》，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第33～41页。何晓生，即何东，以买办起家，1898年始任象征香港华商及买办集团领袖的东华医院主席，其生平见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香港三联书店，2007年。

　　 (23)有关事件经过，详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71页。

　　 (24)澳洲保皇会会议纪要档案，(光绪廿六年)五月初三晚。另见南澳英文报纸新闻报道，位于悉尼的保皇会已向澳门保皇会总会电汇1000镑，“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4 July,1900.

　　 (25)引人较多关注的相关研究，如，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737页；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马勇：《康有为“衣带诏”缘起及演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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