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以一个“西政人”的名义 （第2页）

　　这样一讲，我这个从不被注意的人，有许多同学知道了我的名字，特别是女同学。我第一次尝到了不“循规蹈矩”也很快乐的滋味。

　　实际上，我是一个对技术和技巧缺乏能力的人。所以，对部门法从没兴趣，不管老师教得多好。一直喜欢“玄”一点的东西，像小说、历史、哲学等。即便学上了法学，还是与上述有关的科目比较亲近，如当时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通史》等。这也是选那个论文题目的原因，以后的兴致也没有发生多大改变。直到现在，我仍认为学法学是选错了门，不过，后悔似乎晚了点儿。过去一直想当个小说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像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现在虽然阅读的兴趣没变，但时间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教书，无论搞什么我都成不了行家里手。

　　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法学变革论》，是四人共同写的，我是第三作者，出版的时间是1989年。这个时间选的并不好，因此而惹上了一点麻烦。为了尊重其他作者，我不对之作出评价。就我自己而论，此书之所以受到国内某些人的重视，不是因为书而是因为出书的时间。应该这样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表达了一个真切的事实和一些真切的想法，尽管表达的文字不一定够水平。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两位日本博士来中国发现了它想翻译，因为“那点麻烦”未果。后来，其中的一位博士在早稻田大学的杂志《比较法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不短的评论，可怜我不通日文，不知他说了些什么。无论是说好话，还是骂人，但从仅识的汉字中我知道他不是在讲“书外”话。如果就“书”论书，无论他说什么都能理解；况且，碰巧他也许说了几句好话呢!

　　同一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书《法治论》，是我与程燎原兄合作的产物，之后我们又合作出版了《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

　　《法治论》写作、出版时，“法治”这个词在学术界并不是十分流行，所以很多同仁经常把它误作“法制论”。至于说，十年之后“法治”如“麦当劳”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像“麦当劳”越做越大一样，“法治”的问题也越谈越广、越谈越深、越谈越玄。就本书所持的基本立场、基本论点而言，现在的进展似乎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大。此书后被山东人民出版社列入“法理文库”，再版。《赢得神圣》基本上是《法治论》的姊妹篇，后也被列入“法理文库”。

　　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199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个时期，我与燎原兄还是关注同样的问题，但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则有了分路。他的方向是1949年以后的法治问题，后来他出版了《从法制到法治》，我选择的是“近代”的中国宪政问题。写作是很苦的，出版更是个问题。得亏西南政法大学要做一个“红岩新世纪法学丛书”(后改为“新世纪法学丛书”)，这本书被列为首部，对我来讲这肯定是一个动力。记得当时一位老兄跟我说过，“我是出版社约稿而没有书，你是有书找不到出版社，这就是名人与无名小辈的区别。”这是实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像是我自己编的。这本书从纸张型号、封面装帧、排版字样到整个出版过程，都是由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俞荣根教授联系、操持的。他不但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且还拨冗欣然为之作序。我记着一个西班牙贵族的教诲：一个人虚荣可以被谅解，忘恩负义则不行。

　　书出版了，西南政法大学为此还举行了首发式。照片被登在校报上，称呼是“青年法学家”。我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几天时间突然从一个“无名小辈”升格为“青年法学家”真还有点惶恐。书出了以后，有几家报纸、刊物对它进行了评论。由此，我也从副教授升为教授。我的体会是，认定一个人为“教授”，不是对他现在状态的确认，实际上是对他过去的劳作视而不见的过错的一种补救。或者说，“教授”犹如“烈土”，都是追认式的。

　　既然是这样，“教授”以后发表成果的动力自然也就减弱了，虽然我对教书从无半点懈怠。这以后的好多年，除了教书就是读杂书、听音乐、看影碟、过日子。有时兴致所至，偶尔也动动笔。前不久把写的那些文章结集，名为{宪政的中国之道》，2003年初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放在“法理文库”中出版了。

　　现在细想起来，发表的东西中有些是有水分的，无论是观点还是文字。究其原因，除了自己的“低水平”、“粗加工”的内在缺陷以外，也有外在的某些压力。事实上，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圣人。相较而言，《民权词义考论》一文是我比较满意的，也只是自我满意一点而已。此文先是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网络版2002年10月号，后又压缩掉近1万字登载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现已全文收入了《宪政的中国之道》。

　　说实话，我对自己的研究水平并没有一个确信的估计。有的学生常问我这个问题：“您在您的研究领域占一个什么位置呢?”对此，我从不谦虚地回答说，“在您之上。”其实，我所做的那点东西，说得窄一点叫“宪法学”，说得大一点叫“法哲学”，而我感兴趣的又是一个带“史”字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我只能游离于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学以及政治学的边缘。人倒是自由的，但自由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轻松。

　　有人说，现在要研究法律史学就得精通一门外语，还得懂古文字学或训诂学；要研究法哲学，至少要精通三门外语，外加自然科学，譬如数学。对此，我确信不疑。然而，若按这个标准，那像我这样的人甭说“研究”，就是“学习”，够不够格还得仔细琢磨琢磨。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一个人既然精通一门外语又懂古文字学，那他干嘛非要去搞什么法律史?一个人要精通三门外语，大约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完成?甭说再加上“自然科学”了。如果占的时间过多，那他有多少时间展开他的“法哲学”研究呢?我确实佩服那些中文好、外文也好，学问更好的人，譬如，陈寅恪、钱钟书。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肯定谁都懂：研究的工具并不等于研究本身，更不用说“研究水平”本身。所以，我厌恶动不动拿着洋文唬人。

　　我不是一个有出息的人，讨人嫌的毛病是与生俱来的，我对之负责；除此而外，若我的文字还值得尊重，那的确是沾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光。特别要说的是，我的这本书能与母校“以你为荣”的那些知名专家、学者的著作放在一起面世，那的确是我的荣幸。在此，向作出这个决定的人表达我一个“西政人”应有的尊敬。

　　天佑“西政”，天佑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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