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
研究胡适，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目前已出版的多种研究胡适的论著都未能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实际上，胡适与中共的关系是一个两者之间矛盾逐渐加深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各个阶段的发展及这种发展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阐明胡适与中共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怎样认识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将不无裨益。
一、胡适与中共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
胡适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经过了从留学美国时期的热衷于政治话题和政治活动，到五四时期试图绕过政治和发誓不谈政治， 再到30 年代后自觉地或被迫地一直参与政治这么几次变化。胡适对于政党问题也有过试图保持或表现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到终于走上了拥护国民党， 反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就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发展而言， 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 1919 年～ 1926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生成阶段； (二) 1927 年～ 1937 年，这是胡适与中共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 (三) 1938 年～ 1945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潜伏或缓和阶段； (四) 1946 年～ 1949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激化阶段。1949 年胡适逃台去美后， 胡适与中共之间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50 年代初，大陆掀起了批胡运动， 以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
(一) 为什么说从1919 年到1926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生成阶段？ 我们不妨将胡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再分解成两个小阶段加以认识。一是从1919 年到1921 年夏中共正式成立， 这一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是广泛传播。正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上， 胡适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是总的看来， 胡适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合是主要的， 分是次要的。表现在： 第一，胡对现存的军阀政府是坚决反对的， 没有材料表明胡已放弃了“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激烈主张。第二， 他对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还是支持的。第三，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还持同情态度。第四， 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 还存在着某些共同要求。二是从1921 年夏中共正式成立到1926 年胡适赴欧美。这一时期， 胡与中共之间的分歧逐渐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深刻而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 胡彻底从曾是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的《新青年》分裂出去。在胡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号称“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努力周报》和《新月》杂志为喉舌与纽带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之势。这标志着胡开始另立山头，表明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也标志着所谓胡党和“月党”已形成。第二， 在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上， 胡适与中共之间的差别凸现出来。胡甚至在政治上开始开倒车。首先，他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共合作认识模糊， 同情北洋军阀政府， 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其捧场。在“五卅运动”和“女师大风潮”中， 站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对立面， 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不清。他还拜见废帝溥仪，“拥护复辟余孽”。可见，这一时期的胡适“浮沉于灰沙窟中”， 远远游离于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主潮流之外，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二) 为什么说从1927 年到1937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结束， 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的盟友分裂为政治、军事上的主要敌手， 以两党为中心形成的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尖锐地对立着。胡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与倾向如何，不能不深刻影响胡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胡在国共两党的分裂斗争中， 心理天平一开始就倾向于国民党。1927 年春， 胡开完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回国，途经东京巧遇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 胡向他表达了对国共之争的看法：“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 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 是站得住的。”
1935 年5 月， 胡适等人创办了专门谈政治的杂志《独立评论》，常以中立面目出现， 为蒋介石政权抬轿子、吹喇叭。而对中共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胡适是坚决反对的。在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中， 充满着“清共剿匪”、“先清共、后剿匪”的词句，说明胡适等人是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的。胡适声称：“国民政府为自卫计， 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胁迫它自身存在的政敌， 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他对蒋介石“围剿”中共得手表现得欢欣鼓舞。对于日本入侵中国，胡则带头唱不抵抗的低调， 附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期间， 胡发表多篇文章， 声称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国联提出的“满洲自治”，“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主张对日妥协调和。1933 年华北危急， 胡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 认为此时中国“决无解决的能力， 也无解决的办法”，要求全国民众对华北停战表示“谅解”。胡适反对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举行罢课游行，指责学生是受少数人“把持操纵”， 荒废学业、自生事端。他还特别对“一•二九”运动表示反感。如此种种， 说明胡在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根本看法上距离中共越来越远， 这不能不严重激化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歧。
(三) 从1938 年到1945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潜伏或缓和阶段。是时，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内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也相对缓和下来。就胡适个人来说， 也改变了自“九•一八”以来的一贯低调， 赞成对日作战， 他检讨说，“七•七”以来的抗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愿打， 这就是大收获”。证明“我们当日未免过虑。”由于受到全民族抗战热潮的鼓舞， 胡适的爱国情绪也高涨起来。在主张抗战这一点上， 胡最终与中共之间趋于一致。1937 年9 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1938 年10 月正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直至1942 年8 月15 日卸任后仍居留美国。胡在欧美期间， 为中华民族抗战“吃苦效力”、“拼命向前”， 四处奔波， 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胡在这方面的工作，毋庸置疑是会得到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许的。加上这一时期胡适长期寓居国外， 他对国内政局比抗战爆发前是生疏的， 相对来说发议论的机会也少得多， 这在客观上也掩蔽了胡与中共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但是，应该看到， 所谓胡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缓和或潜伏， 是指状态而言， 是相对的。实际上， 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歧仍然存在并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在关于“皖南事变”问题上，胡就站在国民党立场上， 为蒋介石辩护， 声称：“新四军之解散， 为军纪必需之举动”。1944年赫尔利使华调处国共关系期间，胡支持赫尔利诱使中共放弃武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这些都说明， 胡的亲蒋非共心理并未因抗战而消弥或改变。
(四) 从1945 年到1949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激化阶段。第一， 抗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 胡适就急不可待地为蒋介石当说客， 于1945 年8 月24 日致电毛泽东， 劝说中共放弃武力， 顺从于国民党的统治。胡适还要求中共领袖诸公“宜审查世界形势， 爱惜中国前途， 努力忘却过去，瞻望未来， 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bn。在黑暗的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前途的决战前夜，胡适这种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痴人说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共的反对。第二， 在1946 年兴起至1947 年达到高潮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胡公开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对立面。就在胡适从国外返回的1946 年7 月份，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5天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而胡却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 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他以青年导师的面目出现， 竭力劝告青年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 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 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 企图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爱国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 去实践他的“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第三，在民主革命阵营和民主反革命阵营的分野中， 胡适最终放弃了“仲裁人”和“评判者”的身份， 完全倒向蒋介石政权一边， 参加伪国大， 走出了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决定性一步。1946 年11 月15 日， 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 胡适当选为国大主席团主席。对于这个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拒绝承认的国大， 胡却声称“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称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三十五年来若干人的梦”bq， 为其大加捧场。1948 年4 月22 日， 蒋介石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 召开行宪“国民大会”， 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胡适当选为国大代表， 并再次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了“总统”宝座。胡适还鼓吹这次大会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br。胡的这番表演已彻底丧失了他的所谓“独立地位”与“独立人格”，无怪中共要将其定为“学者型战犯”。
二、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胡与中共之间逐渐由疏远走向对立的重要原因。胡适与中共都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势在必行的。但是， 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些什么和怎样改造等问题上， 两者的认识是迥异的。
(一) 为什么要改造中国？ 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胡适与中共之间主要分歧的由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辛亥革命以来，“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 名为共和国家， 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 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而国际帝国主义“也都乐意全力借给军阀， 一是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 一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 使中国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因此，“列强的压迫不去， 军阀的势力不除”， 中国永远也得不到统一和发展。
胡适从根本上反对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畴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状。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既不是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是由于本国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 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努力。胡适宣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脱因果的铁律的”，“？？我们要深信： 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因此，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并不像共产党指出的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推倒封建主义， 而是打倒“五大恶魔”，“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味、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应在这方面奋起“自救”。
(二) 改造中国， 要改造些什么， 应从哪些内容入手？共产党人为， 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和解放， 中国社会要获得根本的改造， 必须劳动群众起来“打破现状”，“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 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 拥护劳动者的政权， 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可见， 共产党人一开始就主张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入手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就像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回避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问题一样，胡适也试图绕开这个问题。胡适认为， 要使社会结出新果， 就必须先为社会造出“新因”， 他声称：“要经打定主意， 努力造因”。一开始， 胡适就将国体与政体排除在他所强调的“新因”之外，他声言：“那些认为中国需要君主制增强实力， 抵抗强暴， 和那些认为共和制将创造奇迹的想法同样愚蠢。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