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不应遗忘的一段北大校史
今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我参加了北大100周年校庆，今年因事未能参加。在百年校庆上，我看到校方编写的校史中，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把57年和89年那两段十分重要的校史有意掩盖了。现在根据我的记忆，把57年那段校史补上。当然，我不可能写的全面，甚至也可能有错讹之处，特别在时间顺序上，希望更多的校友做出补充和指正。
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淹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盖，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张世林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六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早晨。十八日夜里，北大校院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院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院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 ，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十九日大家到大饭厅开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作“五.一九”民主运动。这首诗现已被选进了“当代文学”里。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作肥料就是了。它的内容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椐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紧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并付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暗；忠臣血洒地鬼哭神号”，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里）。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分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五徒刑，刑满后他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未名湖畔使人愁”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埽把沾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江隆基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上当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的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团声明”，他成了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现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四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机关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张志华（已故）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右派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人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名周振礼），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右派，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是调干生，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她在部队的战友刘丙彝领来的。第二次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到（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来北大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北大的大字报，二是找刘奇弟谈关于胡风的问题，因为林也认为胡风问题是搞错了，应该平反。她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因此当时的人大实际上是一个左派“卫道士”（当时的语言）的大本营。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三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