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
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问题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介绍，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
１、留欧
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流起源于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吴玉章等组织的“留法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锐减少，劳动力奇缺。除了战时“参战华工”仍在法国做苦力外，“留法俭学会”动员了不少有为青年人赴法半工半读。以期引进西方文明，救国救民。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革命中国的栋梁之材。
1920年1月，聂荣臻到法国先学法语后打工，并接触革命理论。差不多同时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熊雄、邓小平、蔡畅、向警予、陈毅、李卓然、刘伯坚、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在法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科学文化，而是在谋生的同时进行社会政治活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说：“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
从履历来看，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没有出过国门的革命家，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欧学生，三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二代留苏学生。1927年之前，留欧学生在上海、广东的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王明等人正在苏联学习。30年代初王明等人回国后，与留欧学生分享了领导权并占了上风，进入江西苏区后，他们不同程度地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当遵义会议毛泽东逐步取得最高领导权后，苏联的经历变得可疑起来。延安整风的对象，一是莫斯科回来的“教条宗派”的王（明）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详），二是留欧的以周恩来为代表团的“经验宗派”，而前者又是更主要的清理对象。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1992：127）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杨奎松，2001：159）如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留欧的才是正统，但因为他们较少苏联的教条可搬，所以在党内斗争中的日子反而相对好过。
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其组织模式、夺权方式却是从摹仿苏联开始的。中国人可以从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但要真正成为以夺权为目的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向“老大哥”学习，所以留欧的学生回国前又必须到苏联受洗。比如聂就在1924年9月赴苏，先后在东方大学、红军学校学习与中国革命直接有关的课程。苏联的经历是中国革命者正统身份的出身证，留欧的反倒是边缘，当“土著”与正统发生冲突时，留欧的革命者相对不处于矛盾中心。正像葛兰西说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列宁必须在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之外另搞一套一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只能由毛泽东等人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不能依靠苏联正统，留苏生当然要受到清理。
２、德国顾问
早期中国革命与苏联息息相关。1932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籍顾问李德负有责任。此时帮助蒋介石制定“围剿”计划的，也是其德国顾问佛采尔和泽克特等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次反“围剿”部分地是两个德国人在较量。
除李德之外，还有一个德国人应当注意。这就是1927年广州起义时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聂荣臻，1983：81）在讨论起义方式时，他主张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由罢工而示威游行而城市暴动，最后成立苏维埃。起义成功后的１０月１１日晚，叶挺已经料到敌人会在第二天大规模反扑，提出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聂荣臻，1983：88）固守广州的结果，是12日黄昏，起义部队在付出很大代价后不得不撤离广州。
“从根本上说，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聂荣臻，1983：96）但如果不是诺伊曼，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肯定会多一些。与李德之所以能祸害中国革命是因为博古等人的信任一样，诺伊曼的荒唐也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恽代英、陈郁、周文雍等人的支持，他们不懂军事，“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聂荣臻，1983：82）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它的军事艺术却为全世界景仰。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留德的；国民党人中，孙中山、蒋介石对德国军事文化均很羡慕；因为德国有一个为恩格斯高度评价的克劳塞维茨，共产党人对德国军事也相当尊重。但为什么，学习德国的段祺瑞可以在北洋系统中脱颖而出，借助德国顾问的蒋介石可以把共产党挤出江西，倚重德国顾问的共产党却一败再败？
诺伊曼的出身不太清楚，李德的情况介绍较多。此人出生于慕尼黑的贫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参加苏联红军，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其军事思想更多属于苏俄传统。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直接相关的有两位，一是1930年5月来华的佛采尔，此人曾任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二是有“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泽克特。他们在德国战败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国防军的重建，为后来希特勒横扫欧洲提供了军事基础。当李德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泽克特、佛教采尔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军事家。如果让德国政府派谴顾问，李德之流是轮不上的。但李德有幸成为苏联俘虏，并参加了共产党，这就获得了成为中国红军“太上皇”的政治资本。
泽克特于1933年11月来华，至1934年9月因病辞职回国，第五次围剿的计划主要是由他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莫雄，1991：98）李德怎么是泽克特的对手？
３、叶挺
叶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人，可惜时不我予，最需要军人的现代中国，却没有给他提供的充分的机会：
“独立团”的斩关夺隘的赫战功代表着北伐时代革命军的辉煌。但因为叶挺是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当很多军官因为北伐成功连升几级时，他只当到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失败南下潮汕后，叶挺曾有过把队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没有机会实现。（聂荣臻，1983：71—72）
广州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把握。“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几个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聂荣臻，1983：84）“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能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聂荣臻，1983：94）
但叶挺仍须对起义失败负责。1928年１月，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会议，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还决定处分大批同志，客观上包含了对叶挺的否定：“此次暴动最高的指挥机关完全系智识分子，表现出缺乏指挥能力。”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卢权、禤倩红，1994：290）
几个月后，叶挺到达莫斯科。王明在《广州暴动纪实》中又一次批判叶挺：“红军总司令叶挺因断言这个暴动是‘1905’，并且始终未能确定地相信这个暴动能够支持很久，最后能得到胜利。”“又加上他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卢权、禤倩红，1994：295）在王明的误导下，共产国际没有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这就是聂荣臻所描述的：
“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莫斯科，本来是想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回国参加革命。（聂荣臻，1983：94）
叶挺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双方协商的过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据吴葆朴等人编的《博古年谱》说：1937年9月28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博古与叶剑英考虑到中共中央对叶挺出山的过程不太了解，立即致电中央说明情况。中共中央为慎重起见，要求叶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议有关问题。”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其中之一是以叶挺为军长。（吴葆朴等，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叶挺当了3年的新四军军长，这是发挥才能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但其军长生涯并不愉快。
首先要不到合适的部下：“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李一氓，2001：246）以一个非党人士领导党的军队，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叶挺总是感到困难和苦闷。
其次，叶挺与政委项英的关系也一直不顺。本来，叶挺在大革命时代对党代表制就很熟悉，南昌起义时，叶为11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两人相处得很好。项英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叶相当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于党和非党的问题。项英曾向周恩来说到：“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中央文件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难以解释清楚。”（王辅一，1995：407）李一氓认为：问题在于，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党代表都是党员，有矛盾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在新四军，“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自处于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有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自然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影影绰绰地，叶挺总想找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地，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李一氓，2001：296）总的说，一代名将在新四军军长任上未能尽展怀抱，以至于曾数次出走并提出辞呈。
“皖南事变”中的1941年1月11日，叶挺致电中央：“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应亦一因。”（卢权、禤倩红，1994：478）此电发出三天后，继项英而负政委之责的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回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但饶漱石一再催促他去，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卢权、禤倩红，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叶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出狱后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聂为之赋诗：“五十岁崎岖世路，……普天涕泪失英雄”。
４、婚礼何以在刑场
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感天动地，成为革命者永恒的自豪。其实，他们的婚礼原是有可能不在刑场举行的。广州起义失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