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戈:智慧衍生痛苦 智慧之树常绿——冯媛追忆王若水
冯媛与王若水最后的合影,摄于王老师辞世前约两个月
王若水(1926.10.31-2002.1.9)
那几乎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九八三年,北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大院里,一个瘦小的身躯,提了一串香蕉,向办公室走去。或许他过于瘦小,他手中不算大的香蕉也显得大了不少。
此时,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四川姑娘从他身旁走过。和姑娘同行的人悄悄告诉姑娘:他是王若水,著名理论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姑娘不由得多凝视了王若水片刻。她的印象是:身材不高,但是人很有精神。
姑娘叫冯媛,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时已是深秋,天气逐渐转凉。王若水也正是在萧瑟的秋风中,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几乎同时,他和前妻钟丹旷时三年的离婚官司终告了结,他成了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汉。
并非左右逢源
一天早晨,冯媛去食堂吃早点,途中遇到王若水。“您早!”冯媛礼貌地打招呼。王若水听到这陌生的问候有些意外,他很客气地回覆:“您早!你是新来的研究生?”
冯媛答:是。
王若水问:你叫甚么?
答:叫我小冯就可以了。(心里活动:我告诉你,你也记不住。)
问:你的名字呢?
答:(心里活动:再不说就不礼貌了。)叫冯媛,不过不是左右逢源的逢源。
王若水会心一笑。后来,王若水告诉冯媛,从最后这句话,他知道这位新来的研究生同意他的观点,也是同情他的。王若水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副部长级干部变成没有职务,这反而让冯媛感到,两个人可以更平等地交往。“从认识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是一个很佩服他的人,但我并没有仰视他,”冯媛说,她对王若水并没有“英雄崇拜情结”,但她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不检讨,也不夸张自己的处境,不作悲壮状。
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冯媛带来很多困惑,冯媛有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忧思,希望请教王若水,和他探讨。冯媛形容自己当时处在思想危机当中,而王若水则很快成为帮助她度过危机的重要人物。
冯媛在大学时对哲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她认真地“啃”过大部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普列汉诺夫选集》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著作。当时中国理论界批人道主义、批异化,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学说中最吸引冯媛的两点。看到邓小平、胡乔木主导这一批判运动,在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冯媛无法断然否定和拒绝这一政治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冯媛又感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对中国的改革和前进至关重要。她的精神危机也就由此而生。
从第一次简短对话之后不久,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前后,冯媛第一次正式拜访王若水,就有关哲学问题请教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当时冯媛完全没有任何预感,他面前这位智者将会是他未来生活的伴侣。“如果有这样的预感,那我将会没有勇气去见他。”冯媛当时是出于交流的需要,交流的需要取代了最初的佩服。
不寻常的姻缘
一九八六年夏,冯媛从研究生院毕业。当年十一月,在王若水被撤职整整三周年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
王若水出生于一九二六年,冯媛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两人相差三十六岁。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冯媛承认,在迎接这一最初的挑战时,她做出的努力更大一些。用冯媛的话说,王若水确有很多顾虑,而她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事实上,他们两人的生肖都属虎)。
王若水极其坦率地对冯媛说:“不说别的,至少我会比你早死很多年。”冯媛的回答是: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我们也维持了这个感情,这说明我们可以跨越年龄的鸿沟。冯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能维持这个感情,离婚可以是一个选择,你不是也离过婚吗?冯媛的基本想法是,爱情和共同价值观可以战胜一切,有了这两者,甚么都不用怕。
结婚前,他们去拍结婚照。他们在两家照相馆拍了照片,之所以要“双保险”,是因为他们希望及早履行完手续,给大家一个交待,免得大家纷纷扬扬搞不清状况。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王若水、冯媛结为连理。在中国办理结婚,要有单位介绍信。他们在人事局等了整整一上午,人事局很不情愿马上盖章;但是,人事局的办事人员也在悄悄耳语:婚姻法中并没有规定说像他们这样的情况不能结婚,例如,婚姻法没有说当一个人在受批判的时候不能结婚,也没有说年龄相差到多少岁就不能结婚。
当时正逢胡耀邦下台。王若水、冯媛结婚,在不喜欢他们的人看来,这多少有一点挑战的味道。“当时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党员,是一个有前途的记者,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人认为我是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他们拿到了介绍信,到朝阳区呼家楼办事处办理婚姻登记。让冯媛颇感意外的是,办事处方面并没有担心他们的年龄差对婚姻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办事处最直接的问题是:“你看,他有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你怎么和他们相处?”
王若水有一子一女,冯媛和他们一直以朋友相处。冯媛当时的答覆是:“我们之间都认识,相处得不错;相互间会有问题,但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钢印印在了大红的结婚证上。他们没有张扬,没有买喜糖,没有操办喜宴。用冯媛的话说,这叫“革命化的婚礼”。如果说有甚么“仪式”的话,是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亲自下厨,为王若水夫妇庆贺了一番。胡绩伟与王若水在同一天被胡乔木罢了官。胡绩伟不轻易下厨,但他的手艺相当不错,特别是他的拿手好菜“陈皮牛”,冯媛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冯媛事先没敢和家里商量,她决定先斩后奏。之后她写信告诉家里,父母回信说,这是“晴天霹雳”。长话短说,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加上两位老人对王若水的了解,他们终于还是认可了这桩婚姻。
乐观面对人生
王若水今年一月九日走完人生路,这个日子距离他们结婚十五年纪念日只差三天。在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和冯媛会经常谈起两人的婚姻生活,他们都同意,两人的感情生活越来越好,矛盾越来越少。当时已经是王若水病情的后期,死亡的幽灵时时萦绕。他们坦然面对这个对人有巨大精神压力的问题。他们的共同看法是,如果此时此刻就是他们婚姻的终点,他们没有甚么遗憾的;如果有,就是这个愈加美好的婚姻没有能够更长久一些。
但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冯媛的新的感受是,当时实在是有点不知愁滋味。当王若水再度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就生与死的问题谈笑风生,当他们互相总结对方的优点之后,王先生会说,“为了防止你骄傲,我再指出你的一点缺点。”
一九八七年王若水娶冯媛时,已经六十一岁。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晚年能够继续写作,写出这么多文章来,与他和冯媛之间成功、和谐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王若水发现患有肺癌。七月一日住院,七月八日切除左肺全上页。手术前一天,医生对王若水半开玩笑地说,手术不会有危险,除非麻醉出意外。一贯乐观的王若水和冯媛微笑以对,他们互相说,看有甚么重要的话,赶快说。
王若水口授了三篇文章的提纲:《失乐园:我看红楼梦》、《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以及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写作计划。到当晚九点,口授完毕。第二天一早,冯媛赶到医院,王若水说,他失眠了。看看心疼、担心不已的冯媛,王若水说,“不过,我都在想这一辈子的好事。”
冯媛称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人类尚无根本对策的癌症,冯媛建议王若水倒计时,把最重要的文章先写出来。她希望王若水能够把重要文章分门别类,这样将来也可以方便她进一步整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几部好莱坞影片《偷天陷阱》等在中国放映,王若水、冯媛一起冒着寒风去看电影。拉着丈夫的手,冯媛第一次感到,为甚么他那平时一向很温暖的手,今天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冯媛心中感到一丝凄凉:一个生命正在悄悄地离去。
一九九九年底,体检复查时,再度发现王若水肺部有阴影。口无遮拦的协和医院医生说,“肯定是转移了,再做手术吧。”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淋巴上,医生在王若水的腹股沟发现了低分化的转移癌。此时的王若水明确告诉自己,生命的终点,或许真的不远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自以为我很平静,摸我的脉搏,还是快了。”他还写道:“我的身体已经不管用了,但是脑子还管用,很多东西想写而写不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恰好白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二○○○年元旦期间到北京演出《斯巴达克斯》,最好的票三百七十五元人民币一张。冯媛问王若水想不想去看。王若水说,“看吧,最后一次了。”平静的语调中带着沉重。
了却哈佛情缘
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在哈佛大学,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一九七八年,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时,曾经到过哈佛;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和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两度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一九九八年,在瑞典为时半年的研究访问结束后,王若水取道哈佛回北京。在哈佛,他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研讨会”。一回到北京,他就建议冯媛申请尼曼研究员,这是哈佛大学为全世界优秀新闻工作者设立的研究基金。
王若水从一九八三年被免职起就失去了新闻工作岗位,而在职新闻工作者是尼曼基金对申请者的唯一硬性要求。因此,他希望冯媛能够圆他的尼曼梦,他也可以以“家属身分”重返哈佛,好好利用一下哈佛的图书馆,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尽可能多进行一些对毛泽东的研究。
当时,冯媛对王若水说,过两年吧。两年后,王若水旧话重提,冯媛觉得,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不能再拖了。她抓紧时间,赶在截止期前一天寄出了所有申请材料。
这对夫妇如愿以偿。二○○○年八月,这对夫妇登上国际航班,飞往波士顿。
九月十九日,是王若水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王若水拖着虚弱的身体,打上红色领带,穿上米色西装,和哈佛的研究生们谈毛泽东为甚么发动文革。不知底细的人,甚至感觉不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