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现在历史是什么？

一、前言

　　 从史学发展来讲，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与十九世纪末同样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史学典范动摇情形还比十九世纪末来得严重，后现代对历史学造成根本动摇，几乎完全否定史学这门学问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是从希罗多德、司马迁以来史学所面临最严重的挑战。

　　 十九世纪末有历史主义（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历史发展情境下历史化之后，也就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导致西方道德、宗教、伦理等基础的动摇，但那次史学危机和二十世纪末的史学危机不能相比。

　　 二十世纪末的史学趋势或者危机在我看来，可谓声势汹猛。我在一九八五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八七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从八七年至九二年，我没有强烈感受到后现代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普林斯顿历史系可谓大师云集，不可能对外面的变化毫无所知，但当时却未深刻感觉到后现代来势汹汹，可见其时后现代还未能动摇几个老派的学校，这些学者还相信历史有存在的根基，他们体现的史学风格与传统史家不同，比较受人类学者Geertz的影响，倾向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历史题目，完全感觉不到史学的根本动摇，如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编纂只能显现一点点过去，把「过去」与「历史」截然划分，这种后现代观点当时还未感受到。

　　 但近年来，可谓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史学危机，过去历史危机发动者很少是文学家，但这次发挥重大影响的不是历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学家与文学家。如果去完全承认他们对史学批判，我们所作的史学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

二、传统史学动摇

　　 一八二五年，兰克写了关于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国际外交、权力平衡的书，书后的附录影响最大。他说在经过种种批判之后，连当时被认为最权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结果带来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强调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时是对外交史研究的重视，兰克曾往来于欧洲各地发掘档案，特别是教廷。在欧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国大使频繁进出，兰克接触到教廷各种档案，而开启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号「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对当时史学界有很深的影响。大概从一八四〇年以后，德国史学界已经笼罩在兰克的影响之下。

　　 兰克的口才非常差，无法吸引学生听课，但他首创「seminar」的风气，也就是历史研究不再只是讲述（lecture），而是一起讨论、研判史料的教学方式，带来无远弗届的影响。一八七〇年以后，兰克治学典范特色，如讲究原始史料、重视档案、严格史料批判、职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风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亚洲国家如日本有兰克学生到东京大学教书，影响日本史学界很大；美国早期许多杰出史家也多到德国取经，直接或间接受兰克学派影响。兰克学生所办的杂志是许多国家史学杂志的典范，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回顾过去的史学史，一个最大问题是太多从里程碑式史学宣言来看历史风格的变化。里程碑式文献诚然重要，但历史风格变化应从实际操作中显现出来，过去史学史的毛病是太过重视思想性的、史学方法指导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后在某种气氛之下史学著作所反映出来的风格。一八七〇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兰克的史学风格在西方甚至在东方有一段长的时间都很有影响力。

　　 其实早期美国兰克学派的学生很少人真正读过《兰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兴趣专长，读个一鳞半爪。产生关键影响反倒是伯伦汉（E. Bernheim），他把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postivism）混合，其《史学方法论》一书影响很大，许多人透过伯伦汉的书而接受兰克史学，如史语所创所人傅斯年被认为创办了「中国的兰克学派」，但实际上他一生只提到过兰克两次，他的藏书中也没有兰克的书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书皮都读破了。

　　 但到了二十世纪兰克的史学风格却遭到挑战，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书谈到二十世纪传统史学典范的动摇，此书稍嫌简略，但可提供一个轮廓。书中谈到兰克学派动摇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再满足于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方式。人们认为历史应扎根于更广泛、非个人的经济社会基础的了解。德国社会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基本上均代表对过去史学风格的修正，他们要求历史的客观与严谨和兰克是相同的，但是认为历史应有社会面貌，历史的理解应奠基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

三、年鉴学派

　　 前面提到，德国社会历史学派、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之史学，均显示传统史学的动摇，而其中影响全世界最大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我个人写过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一书的书评，后来中文翻译者放入书中作为导读，其中谈到年鉴学派形成过程与发展等大概。

　　 Burke认为一九二九至一九八〇年代，年鉴学派经过三次变化，慢慢的从地窖升到阁楼，所谓地窖，是研究历史底层、历史结构、历史整体长时段的变化，但到他们的第三代弟子却又开始回过头来研究人物，但他们研究这些人物的方式已与传统人物史的作法不同。 Burke分成三阶段来谈年鉴学派，有失之简化之嫌，但不无参考价值。

　　 过去三四十年年鉴学派影响很大，深入各国历史研究，如美国、日本，甚至在东欧即有一任波兰总理是年鉴史家。年鉴学派的主要影响有：

　　 （一）使史学界研究的题目与材料无限扩大，这是它对历史最大的贡献。过去被忽视的历史角落，每天生活都要接触的各式各样问题都可作为研究题目，如年鉴学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种文明面对死亡的态度、面对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后回头看二十世纪的史学，年鉴学派的许多主张或许会慢慢流失，但其使史学题目及材料解放，赋予题目及材料新意义却有重要影响，他的材料包括各式各样，如图像、口供、日记、实物等。

　　 （二）重视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如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布劳岱（Fernand Braudel）认为应该写「整体的历史」，包括从地理、事件到个人，全部写进去，所以布劳岱写的《菲力普二世与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页写最重要的那一场战役，大部内容包括地理、空间、物质文化等，最后才写到事件；他说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结构。

　　 （三）布劳岱把历史时间分成长时段、中时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应还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他的这三种时间观念影响相当大，我认为这将来会成为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布劳岱并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种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布劳岱的书《菲力普二世与地中海世界》、《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书也因未把三时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以这种时间观念来看历史，是过去少见的。不过，布劳岱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开启无数题目，许多博硕士论文及各种讨论会论文题目都可从其书中找到蜘丝马迹，他告诉我们一种看历史的新眼光。

　　 （四）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鉴学派研究下层，讲究整体（collective）的观念，是受法国年鉴创始者布洛克（Marc Bloch）和费夫贺（Lucian Febvre）的老师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影响，涂尔干重视整体（collective）观念，年鉴学派认为许多材料无法从文献中获得，例如广大人民何时放弃基督教信仰，是无法从文献中看到变化过程，所以要用各种零星材料，放在统计系列，从中得到历史发展趋势。例如一个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过程，到底法国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基督教信仰才逐渐流失，还是大革命是长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本书认为研究方法应从一些日常人们所不注重材料将之系列化，最后再看出其趋势，因此统计许多遗嘱中捐钱给教会数目变化、教堂神像蜡烛重量、建筑空间布置等传统史家毫无兴趣的问题，但这些研究方法确实可看出长时段演进趋势。这是一般老百姓想法，老百姓没有声音，必须靠迂回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态的变化，建构系列，而得出历史发展，年鉴学派把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当精巧的地步。

　　 （五）心态史：将来回顾二十世纪史学，心态史也必然是年鉴学派留下的重要遗产。过去研究重点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视思想家、思想运动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哲学史研究哲学家或重要哲学论题的历史形成过程。可是年鉴学派提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这与前述整体的观念亦分不开，认为我们不只要研究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要研究一个时代下阶层的百姓心态，如他们对生老病死、对神、对权利、对国王的看法等集体心态。他们认为凯撒时代一定有一些心态是从凯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拥有的心态，是集体的、整体的。

从心态史角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创始人费夫贺，他现在虽然不如布洛克那样受人敬重，但他其实是年鉴学派形成的最关键人物，既有学问，也有政治手腕，善于掌握权力与组织。他有一本重要的书谈论十六世纪不信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法国通俗喜剧作家拉伯雷是无神论者，可是他由心态史的角度来看，发现十六世纪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问题，因为当时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在有不信仰，从整体心态看都没有后人争辩信或不信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而他举例都从一个时代集体心态史角度方法来论证这个问题。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书，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个人，而是研究集体的心态，论证的方式相当有意思，这类作品在后来年鉴学派相当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说法国把人分成三层，为什么大家甘于这么被划分，如中国分成士农工商的区分法，这种心态一般思想文献未提，但透过心态史重构，而了解一般百姓想法，故心态史研究是注重广大下层人民的。但心态史也有其弊病，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则完全不行，与年鉴学派关系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这种方式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结果看起来非常贫瘠，其最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释变化，既然是结构的东西，持续时间相当长，但变化很少，也难以勾勒出来。总之，年鉴史学相当丰富，几代的史学家非常活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