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国崛起最大的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
2016年3月25日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凤凰国际智库首席顾问阎学通教授在北大博雅讲坛作了题为“中国崛起战略和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讲座。本文是在微信公号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图文消息及九派新闻客户端报道的基础上，根据阎学通教授讲座的视频记录整理而成。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能够跟北大同学一起讨论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
我在《世界权力的转移》这本书里讲的和西方学者对于世界权力转移的认识不太一样。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分析了为什么世界帝国都会走向衰败，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帝国的过度扩张。大国衰落的原因是它的过度扩张。现在大家用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认为当时小布什搞过度扩张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
肯尼迪的理论能解释所有历史上帝国扩张的失败，但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谁能取代？现有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理论都在解释帝国为什么能持续和帝国为什么衰败，但没有解释哪个国家有希望崛起并取代这个帝国。
中国学者最早研究的是“崛起的困境”，即一国从原来不是主导国变成主导国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我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哪个国家能崛起取代现行的世界主导国？为什么历史上都是这样：后面比前面强，一个一个取代？哪个国家能取代，为什么能取代？所有的崛起国一定从实力或综合实力上比现行的主导国实力弱，要不怎么能叫崛起？崛起是从弱到强的过程。为什么在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上都不如主导国的情况下，能发展取代对方？它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困惑。
从美国来讲，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科技发展和制度上，都比中国强。但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却在缩小？从学术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困惑。我这本书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主意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借鉴的是荀子的思想），最典型的是管子的一句话：“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国家实力很强大，但如果政治领导是弱的，就会把这个国家引导到走向衰败；国家不强大，如果有强大的领导，就会使弱国变成大国。用老百姓的话讲，非常简单，“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那么，为什么政治领导力强，这个国家就能强大？里面的机制是什么？
国际格局的变化由政治领导决定
大家都知道，国际社会的体系由三要素构成：行为体、国际格局、国际规范。这里面两个变化跟政治领导相关。
一是国际规范。换了一个领导国，新的领导国会制定新的国际规范，新的国际规范出来后取代旧的国际规范。美国说中国垄断了世界贸易组织，你是最大贸易国，世贸组织的改革和规范都按你的意思来，不行，所以我自己搞一个TPP。这就是规范之争。领导国引导着国际规范向什么方向发展。对于国际领导在国际规范变化上起决定性作用，国关学界没有分歧。
第二个变化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格局是指实力对比，几个大国到底谁强谁弱。国际格局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因为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有人说，列宁早就回答了，是实力不均衡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比如一起上课，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这是自然规律，当然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
那么，这一自然规律由什么支配？班上有人学习进步快，有人进步慢，进步快靠什么？或许有人回答，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智商低，同一起跑点，结果不一样。那你考虑另外的因素了吗，智商高的人不好好学，就会出现“龟兔赛跑”。所以，有两个因素：智商高，还得努力。智商高又努力，就强大了；智商高却不努力，就衰落了，或者智商低但是努力，差距照样拉开。这就出现了实力的相对性。不是你自己进步多快的问题，而是你跟别人比，你比别人进步快多少的问题。你进步非常快，比你高中时进步速度快多了，但发现班上没有其他人进步速度比你慢，结果考试还是倒数第一。进步快与慢没有绝对性，是相对的。国家也一样。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两个国家提供的领导不一样。领导是什么？领导进行的改革不一样。
应该说，奥巴马非常想改革，但是奥巴马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改革部分并不多，他的领导能力被认为比较弱。在美国，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三个人哪个领导班子领导能力强？——克林顿。克林顿时期，美国拉大了和所有国家的差距，包括中国。克林顿能力非常强，把负债累累的美国变成有两千亿财政盈余的国家。克林顿能把握住军队：先到了索马里，但看形势不好就能马上撤出来，敢进去能出来。小布什是敢进去撤不出来；奥巴马是进也进不去，撤也撤不出来。这就是能力。最高领导人当然应该有能力，但光靠最高领导人一个人不行。它是由一个班子决定的，是一个集体领导。
即使在封建社会，在我们普遍认为独裁统治的封建社会，也是依靠集体领导的力量。大家特别羡慕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贞观之治”，如果读《贞观政要》，里面体现了李世民高度依赖他的领导集体，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断专行。《贞观政要》记载了他执政23年的“语录”，在23年执政中，前18年44次公开承认错误。你们能想象资本主义国家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次公开承认错误吗。这44次是有文字记录的承认错误，其中有4次是发布“罪己诏”。
中纪委网站登了文章，说魏征多次提诤言对国家强大起了多大用。唐太宗自己说，贞观之治，功在魏征之诤言。魏征能够不断提出批评和意见提醒我，所以我才能把国家搞好。有个故事说，唐太宗要派一个经济“巡视组”去看京城干部腐败不腐败，有人建议，别人不行，只能由魏征负责，唐太宗一听就反对，说，如果魏征走了，谁每天能提出我错在哪儿？ 他对魏征依赖到每天不听魏征批评日子都不好过的的地步。他对批评的需求很强。这是一种领导能力。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一个领导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强盛，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这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强调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原因。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成就。但这件事分两面说：成就是领导的，问题也是领导的。科学的态度是一个理论一定是两面都能解释。不能说，成绩都是领导的，错误都是人民群众的。成绩是我的，功劳是我的，问题和错误也是我的，才对。
我在书中提出的理论不但能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强大，同时能解释为什么霸权会衰落。崛起国能够以弱胜强，取代现行的大国，是靠这个国家的领导能力很强，政府不断地改革。我理解，领导能力是改革能力，“改革”是一个正面词，使国家往坏的方面变是倒退，往正确方向发展是改革。如果改革多，落实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强大会很快。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改革，就会停滞不前。
比如日本。冷战结束后，日本长期出现零增长，日本抱怨是因为美国1985年制定《广场协议》，逼着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受到压制，从而导致日本的经济衰落。后来当美国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很多好心的、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日本学者提醒我们，你们一定要小心，美国当初就是拿这招对付我们日本，让日本20年不发展，你们中国千万别上当，你们人民币升值结果肯定跟我们日本一样。但想一想，1985年《广场协议》让日本20年经济零增长，美国说，如果这个协议对你产生负面作用，你可以通过改革改变它，为什么自己不改革？所以多数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日本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不改变财团经济的发展模式。
我不是搞经济的，难以对日本经济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做出解释，但政治上的解释是日本没有进行改革。我们国家也一样，我们改革，往正确方向走，就会进步；不改革，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倒退，就会走向衰败。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文革不是老百姓发动的，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搞起来的，由于犯了错误，提供了错误的领导，导致国家的衰败。这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承认的。这个责任不在老百姓。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绝不是中国人民自己给自己带来的。
刚才我为什么说外交部官方的判断有一点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群体性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只能是个别国家。世界上能崛起的国家不会超过5个，还得是大国。刚才有人说巴西、金砖五国，但现在发明“金砖国家”这个词的人都建议不要用这个词了，巴西、俄罗斯负增长，他说金砖五国里只剩下一块金砖，就剩中国了。当时我们官方判断群体性增长，这是不了解不平衡发展这个自然规律。出头的，拔尖的，只能是个别。不存在一个省群体性出现高考状元，这可能吗。这不符合规律。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崛起，是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家没有崛起。发展中国家至少有150个，不算印度的话，只有中国一个崛起。
要想实现中国的崛起，必须得有强有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得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纠错，不断地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什么？这就是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及时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国际规范的变化也可能是循环、倒退的
国际规范会否变化？这一点我不敢说，因为国际规范的变化也是靠领导。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领导国内部领导的类型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克林顿时期支持军控，强化军控政策，使军控领域不断达成新的协议。小布什上台后反对军控，军控领域里的国际规范就形不成，很多规范也不执行。小布什时期退出了《反导条约》，这个条约是美国原来讲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石”。小布什上台后还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印度进行核合作，所谓与“不符合规则的核国家”进行合作。在一个国家里，领导改变后会影响国际规范的执行，使得推行的规范就会发展，不执行的规范会弱化，因为它是最强大的国家。
另一种是国家的改变，换新的领导国，新领导国跟上一任领导国不一样，新的领导国会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提供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主权平等规范，这虽然是霸权规范，但好于联合国产生之前的强权规范，比如先占原则、吞并原则，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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